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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您说的是实话？

刘春霖点点头。

从刘家出来，母亲买了大麻花，买了空竹，买了杨柳青的胖小子年画，还给老五买了一副兔皮的护耳，母亲和她的兄弟坐了火车回北京了。在车上，陈锡元高兴地说，姐，咱们这回是正宫娘娘了，这出《大登殿》唱得好，王宝钏十八年等来了薛平贵，姐姐十八年等来了叶四爷。

母亲说，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陈锡元说，姐，你听说了吧，状元给他闺女选的姑爷大了十八岁，我给你选的姑爷也大了十八岁。

母亲瞪了他一眼说，越说越离谱了啊！

车过杨村，站台上有卖糕干的，所谓的糕干就是熟米面加糖做的粉，以补充小孩子奶水的不足。杨村是专门出糕干的地方，杨村的糕干经销全国各地，十分有名气。陈锡元在停车的一会儿跑到站台上，买了两包糕干上来了，母亲问他买这做什么，陈锡元说他要回去给自己打糕干喝，尝尝糕干是什么味儿，他打小吃的是人奶长大的，没吃过糕干，这回他得补上。

母亲笑他，他举着包说，六大枚呢，姐，这钱得你出哇！

母亲说，你身上不是有钱吗？

陈锡元故意说，你不是说退给叶家吗？

母亲说，我什么时候说退啦？德行！

我尽量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得有趣，我知道，以今日年轻人的观念理解老辈的做法肯定会有差距，果然坐在对面的博美听了我的叙述半天没言语，那杯咖啡端在手里也没喝，不知想些什么。半天她说，名分真有那么重要？

我说，难道现在就不重要了？我结婚的时候必须是先到办事处登了记才能去结婚旅行的，否则旅馆里没有结婚证两口子不能住一处，有时公安局协同旅馆的半夜就来查了……

博美说，还是观念问题，现在谁管谁呢？大家都是怎么随意怎么来，听太姥姥经历过的那些事，就像听传奇一样，跟您们比，我们这一代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真希望能有你们那样的阅历啊。但毕竟社会进步了。

博美的言论和我儿子的如出一辙，我儿子常在电脑前伸着懒腰嚎叫：“怎么还不打仗啊！”要不就痛不欲生地对我说，他生在了一个“无运动”的时代，无聊极了，人生苍白得像张纸，日子跟复印机印出来的似的，一天跟一天，一年跟一年没什么差别。

我对博美说，其实我羡慕你们，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我相信你的太姥姥也一定情愿嫁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小市民，过那平静淡泊的日子，可是我们都不能，我们被卷入各种漩涡，漩得找不到自己，漩得头破血流。这些年总算是风平浪静了，体味到淡中真味了，人也老了。

博美说人生极其有限，她虽没有我对日月由曲折变为简单，由深刻变为浅白的理解，但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抓住一切机会，享受短暂人生，为生命的每一刻制造出人生的最高价值。

我听着有点儿懵。

儿子开车来接我回去，我争着抢着付咖啡钱，博美说她可以记帐，不用交现金，我说我是东道主，来西安哪儿有让小辈花钱的道理！我那个一米八的儿子，不动声色地站在旁边，看着两个女人推让，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替女人们把钱付了，这才是真正男子汉的风度，可他缩着手全没有主动出击的意思，整个一个不懂人事儿。

两杯咖啡，两块小点心，价格五百多，我的感觉跟当年舅舅上起士林近似，表面上却装得没事一样，免得让博美看出姨太太的小家子气。

我付了钱，博美再没说什么，掏出一个包交给我，说是给我买的礼物，一条披肩，说我爱穿旗袍，披上这个最合适。

在回家的车上，儿子揶揄地说，五百，心疼了吧？

我说，总不能让客人掏钱，再说她还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