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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井水苦涩，能饮用的有限，偶有甜水井便为稀罕，人们都到水井那儿挑水，你来我往甚是热闹，公众的水井被叫做“井窝子”。民国年北京安了自来水，但也不能通到各家各户，多是几个胡同共用一个水站，专门有送水的，推着独轮车，装两个扁木桶，往人家里送水。送水的并不收现钱，用粉笔在用户门口的墙上画记号，小鸡爪子一样，五个一组，到年终结算。南营房各家都是缺钱不缺人的，使水自己到水窝子去挑，没谁肯花送水的冤枉钱。每天，只要水窝子的水闸一开，就排满了大大小小的桶，一个接满了顶上另一个，挨个往前挪，称得上是井然有序。

母亲挑不动一担水，就得等她的兄弟陈锡元放了学，一块儿去抬。姐弟俩一大一小，一高一矮，抬着水晃晃悠悠地回来，那桶自然是靠近母亲这头的，母亲心疼她的兄弟，怕把前头的小嫩肩膀压坏了。据说陈锡元到了十五、六, 长成高大排场的小伙子，也没自己挑过水，依旧跟他的姐姐共抬一桶水回家，姐弟俩一高一矮，桶依旧靠近高的一头，不同的是这头换做了陈锡元。

母亲在水窝子每天要碰见的人就是碟儿，母亲有她的兄弟帮忙，碟儿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挑两大桶水。后来人们传说碟儿用的水桶底儿是尖的，为的是不能在半道上停歇，母亲说这都是杜撰，碟儿用的水桶跟大伙的一样，洋铁皮的，也不比谁的大，不大的水桶让碟儿一个人挑，可就有点儿吃力了。碟儿是小脚，粽子一样的脚要撑起两桶水来，那颤颤巍巍的模样谁看了谁都为她捏一把汗。没人敢帮碟儿，尤其是男人们，大伙都知道碟儿婆婆的厉害，不大的事儿，她那个一脸横肉的婆婆，操着外地口音，能把一条胡同骂翻了，说她是母老虎便宜了她，准确说得叫“母夜叉”，红嘴蓝脸，会吃人的夜叉。母亲年龄与碟儿相近，在情感上对碟儿就多了些关注。母亲每每送过去亲切的目光，碟儿都闪过脸去不接。有时母亲有意将碟儿的桶让在前面，碟儿都执著地退着，不肯接受母亲的好意。看水窝子的老肖说，别让了，她在这儿排着还能消消停停歇会儿，回去指不定什么等着呢！

母亲不再谦让，她从碟儿胳膊上的青紫猜得出小媳妇在家受的罪孽，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有一回碟儿来担水，牙床都被打破了，满嘴是血，不住地往地上吐血水。本来水窝子的街坊们还有说有笑，一见了碟儿这模样，谁也不言语了。碟儿排在母亲身后，母亲止不住低声说，你们家老太太怎把你打成这样？

碟儿不说话，眼里有泪光在闪。

母亲说，找你的娘家人来跟他们论理，告诉我地方，我替你去叫。

碟儿摇摇头。

母亲说，实在受不了就跑吧！

碟儿说，我往哪儿跑哇？姐姐！

碟儿的一声“姐姐”，母亲就以为自己真是人家的姐姐了，最直接的表现是送了碟儿一副棉袖筒，棉袖筒是两个棉筒，接在棉袄袖口处，以遮挡手背，也可以把手指头缩进去，实际是袄袖的延长，方便又实惠。旧时的孩子们没戴过棉袖筒的几乎没有，袖筒就像母亲的手，在冷天，时时地给孩子捂着。母亲说，那年冬天太冷，滴水成冰，西北风一刮，刀子似的，水窝子周围冻成了大冰溜子，站都站不稳。碟儿来担水，小脚在冰上几乎站立不住，母亲便过去帮忙，替碟儿把桶从冰上提出来，把桶用铁钩子钩好，将扁担移到碟儿的肩上，看着碟儿一步三晃地往家走。老肖说，这个碟儿啊，她活不长了。

母亲问为什么，老肖说碟儿的眼睛里泛着死光。

母亲没想到碟儿会死，母亲只是觉得碟儿可怜，碟儿那双手，裂了几条口子，往外翻着红肉……母亲心疼，回家当晚就做了棉袖筒，第二天，见了碟儿二话没说，就给她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