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第5/9页)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们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