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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晨，卡米尔给嘟嘟湿打开窗子，让它可以看窗外的集市，它喜欢这样。他吃完早饭才八点不到，他睡得不太好，他又进入了一种长久的犹疑阶段，就像他经常会有的那样，似乎所有的答案都在摇摆，好像做与不做也没什么区别。这种犹豫中最可怕的，是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究竟什么会占上风。假装自我拷问也不过就是一种方法，用一种貌似理性的方式，来掩盖一个有争议的决定。

今天是他母亲作品拍卖的日子。他说过他不去。现在，他确定他不去。

好像拍卖会已经结束了一样，卡米尔想着之后的事情。现在他想的是拍卖会带来的收益。还有不留一分钱，把它全部捐掉的想法。至今他都不想知道他到底能拿到多少钱。他不想去数这些钱，而他的大脑里却是一串数字，这由不得他。他永远不会像路易那么有钱，但还是有钱的。他估计，有十五万欧。或者更多，二十万欧。他为自己算这笔账感到不齿，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伊琳娜去世的时候，保险公司支付了他们买下、他又立即卖出的房产。用这笔钱，他又买了这套房，贷了一点儿款，他母亲的作品拍卖正好可以还这笔钱。这类想法就是明智的决定里应该避免的最大的错误。他会对自己说，我可以至少付清贷款，然后捐了剩下的钱。然后他会说，付了贷款，换辆车，然后捐了剩下的。无休无止。直到他一分钱不剩。他可能最后只剩两百欧捐给癌症研究。

“好啦，”卡米尔抖了抖身，“集中精力关注重点吧。”

差不多十点的时候，他离开了嘟嘟湿，穿过集市，空气清冷，天气晴好，他想步行去警局，但这需要一点儿时间。卡米尔尽可能快地走着，但他的腿并不长。所以他放弃了他的固执和浪漫的想法，选择了坐地铁。

星期天，但路易说他下午一点会去警局和他碰头。

他到了局里，便一直和大桌子上排成一列的物件对着话。像是一个小女孩蹲在大清仓的柜台前。

发现尸体的那天晚上，阿历克斯的哥哥来法医研究所确认尸体后，他们向普雷沃斯特夫人，也就是她的母亲提出要求请她指认遗物。

这个女人相当娇小，充满活力，棱角清晰的脸庞和她的白发与旧衣服形成鲜明对比。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车子，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我们是低调的中产阶级。她不愿脱掉大衣，也不愿放下手袋，看上去非常急着离开。

“一下子要消化的信息有点儿多，”第一个见到她的阿尔芒说，“您的女儿在杀了至少六个人之后，于昨晚自杀，有点儿像畏罪自杀，我们可以理解。”

卡米尔跟她在走廊上说了很久认领遗物的事情，她将面对一大堆她女儿的私人物品，小时候的，长大一点儿后的，青少年时期的，没什么太大价值，但在孩子死去时会让人觉得无比煎熬。普雷沃斯特夫人表示她不会哭的，她可以理解，但当她真的站在那一桌子的纪念物前面时，她崩溃了。他们给她拿了一把椅子。这种时候，作为观众是很痛苦的，内心焦躁，但必须保持耐心和冷静。普雷沃斯特夫人没有放下她的包，像是来做客一样，她坐在椅子上，指着那些物件，很多她都不认识，或者不记得。她总是茫然不确定的样子，像是站在一幅她女儿的白描画像面前一般，她认不出来。对她来说，这就像是一些凌乱的物件。把她去世的女儿变成眼前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是一种不公，情绪让位给了羞辱感，她拼命摇着头：“她为什么会留着这些鬼东西？你们怎么知道这是她的？”

卡米尔张开双臂。他把这样的反应归类为人们在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时的自我防卫，他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在那些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反应非常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