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制度的价值与多变的代价

本书结论部分仍有三项任务有待解决。首先，我将国际机制理论和霸权之后的合作问题联系起来，结合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的制度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再次阐述我的主要观点，即本书对于理解未来的国际合作前景以及世界政治理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其次，我将回到第一章曾介绍过的有关合作与道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那里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我将说明，虽然我就国际机制的分析是高度理论性和系统性的，但它对于我们思考外交政策问题同样具有意义。实际上，在接受传统的认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应该致力于保持政策的可变性以及选择的最大化这样的观点上，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那种旨在“保留选择性”的外交政策可能包含大量隐藏的代价。

相互依赖、制度以及机制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产生着冲突。人们的利益可能因为国外发生的不可预料的变化而受到损害，比如由于石油生产商的行为而造成的石油提价，或者是由于银行的要求而产生的货币升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要求政府给予帮助和支持。产业工人在面临因为国外低廉产品的竞争而带来的失业压力时，他们毫无疑问也会这样去做。政府必然会努力将这些调整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或至少避免由它们自己来承担。这种战略自然在国家之间导致政策的相互矛盾并进而引起纷争。

要限制纷争并避免激烈的冲突，政府间的政策必须作出相互的调整。也就是说，合作是必要的。实现这种相互政策调整的一条途径是通过一个霸权国的行动，或者是通过一些特别的措施，或者是建立和维持国际机制，从而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保持充分的协调。正如我们在第八章所看到的，美国在二战后的15或20年中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霸权合作是此时的一个现实。第九章和第十章表明美国仍然是世界政治经济中最重要的国家，而且它仍旧是国际机制中的关键参与者。的确，美国的介入对于成功地培育国际合作常常是必要的。

不过，第九章也说明，自从6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将大量资源用于维持国际经济机制的能力和意愿都减弱了。正如前面所阐述的，美国已不可能重新获得它在50年代的主导地位，同样，再设想哪一个国家会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之后取得像美国战后那样的特殊地位，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核时代的战争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战争，而且与之相比更具有毁灭性。所以，也许假定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再有霸权的复兴是妥当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展开合作的话，就将肯定是没有霸权的合作。

无霸权的合作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现必须在更多地靠自我利益驱动而非对共同善意的关心的各个独立国家之间进行。本书并不否认合作的这种困难性，我也并不想预测会出现一个能够顺利进行相互政策调整的新时代。但是，虽然纷争持续不断，世界政治并非就是战争。国家的确存在互补的利益，这就使得某种形式的合作具有潜在的利益。当霸权衰落时，对国际机制的需求甚至会上升，正如50年代缺乏一个正式的政府间石油机制，而在1974年就建立起相应的石油制度所显示的。此外，美国霸权的遗产是以大量国际机制的形式继承下来的，这些机制为合作创造了更有利的制度环境，而如果没有这些机制，合作就会非常困难；同时，维持机制比创建新的机制更容易。这些机制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集中化的准政府机构，而是因为它们能在政府间促进协议的达成，并能分散执行协议。机制的原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了合作的可能性。它们为有序的多边协调以及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国家行为创造条件，并在机制中的不同议题以及不同的机制间建立联系。它们提高了信息的对称性，并改善政府所接受信息的质量。通过长时期的将相同论坛中的所有事务集中起来，机制帮助政府之间保持经常性接触，从而减少产生欺诈的动机，提高了声誉的价值。通过建立国家遵循的合法行为标准，以及提供进行监督的手段，机制也为建立在互惠原则基础上的分散化实施行为打下基础。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国际机制网络是通过美国霸权建立的，这为构筑霸权后的合作模式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基础，并为有志于通过多边行动实现目标的政策制定者们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