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第4/9页）

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鲁杰（John G. Ruggie）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此后逐步占据国际关系话语系统的中心。但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前，对于国际机制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描述的阶段。只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后，由于基欧汉引入大量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这个概念才具有更多的分析性意义。

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所谓国际机制，按照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给出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就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18]。基欧汉承认，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类共同利益，这种利己决策行为的总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理性的总和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问题。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的推演，为了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危机，由霸权国家来主动承担并领导其他个体共同实现这些共同利益，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那么，霸权国家借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什么呢？在基欧汉看来，就是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积极参与战后的机制建设（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看出来。所以，国际机制的创设，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完成的。各种国际机制的功能在于，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机制的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霸权主导下国际体系中各国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以及霸权体系的“护持”具有重要的价值。[19]由此可以看出，基欧汉发展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对正统霸权稳定论所进行的修正：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

这种被修正或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理解基欧汉接下来的论证是至关重要的。既然国际机制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而且这些机制对维持霸权状态下的和平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是不是说一旦霸权国家衰落以后，原先在霸权国家主导下所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瓦解呢？而如果这些机制因为霸权的衰落而成为变革的对象，世界政治经济不就因此会陷入纷争与不和之中了吗？正统的（或者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回答，但是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认为未必如此。在基欧汉看来，霸权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一个“时滞”，[20]也就是说，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既有的在霸权国家领导下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发生衰落，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它们对确保霸权之后世界中的合作与和平仍然起着独立的作用。因此，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为霸权之后合作与和平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

这样看来，基欧汉这本书的理论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对正统的霸权稳定论进行修正和提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国际机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的功能价值的分析，说明国际机制对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对减少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纷争与不和是有价值的，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