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第3/6页）

"现在我和妻和犬生活在小小的乡间，在一座简陋的房屋中。我种着蔬菜，刈着滋生不已的败草。我的精力与我的光陰完全消磨在刈草，刈草，刈草，……也许这是我的思想的本质使然，也许是这困阢的时代使然。但我很幸福……只是个人在这情境中只能提笔弄文，亦是太可怜了！俄罗斯帝国的回教徒共有二百万人，故托尔斯泰在他俄国人的地位上，颇有认识他们的机会。而他们在他的通信中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九○一年前，这种通信尚属少见。是年春天，托尔斯泰的被除教籍与致神圣宗教会议书感服了他们。卓越的坚决的言辞对于回教徒们不啻是古犹太先知爱里升天时的嘱言。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印度的回教僧侣，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徒写信给他，说他们读到他斥责整个基督教的宣言，使他们"快乐至于流泪"；他们祝贺他从"三位一体的黑暗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他们称他为他们的"弟兄"，竭力使他改宗。一个印度回教僧，竟天真地告诉他说一个新的救世主（名叫哈兹拉特·米尔扎·古拉姆·阿赫迈德）方在克什米尔觅得耶稣的坟墓，打破了基督教中"复活"的谎言；他并且寄给他一张所谓耶稣墓的照相，和这所谓新救世主的肖像。

托尔斯泰对于这些奇特的友谊，怎样地报以可爱的镇静，几乎没有讥讽（或悲哀）的表示，这是我们难以想像的。不曾看到托尔斯泰在这些论辩中所取的态度的人，不能知道他刚愎的天性，涵养到如何绝端温和的地步。他从来不放弃他的殷勤的情意与好意的镇静。倒是那些与他通讯的回教徒愤愤然斥他为"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偏见的余孽"。阿芬迪阿尔·沃伊索夫在君士坦丁堡。或是那个因为托尔斯泰不承认他的新的回教救主，以种种说话威吓他，说这位圣人将把受着真理的光辉的人分作三类："……有些人靠了他们自己的理智而受到的。有些人由于有形的信号与奇迹而受到的。第三种人是由于剑的力量而受到的。（例如法老，摩西逼十得要使他喝尽了红海的水方能使他信仰上帝。）因为上帝所遣的先知者应当教导全人类……"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穆罕默德·萨迪克书。

托尔斯泰从不以斗争的态度对付他的含有挑战性的通讯者。他的高贵的原则是无论何人，受了真理，永远不可把各种宗教的不同与缺点作准，而是应当注意沟通各种宗教与造成宗教的价值的特点。——"我对于一切宗教，努力抱着这种态度，尤其是对于回教。"一九○八年六月十日埃尔基巴热夫书。——他对于那个暴怒的回教僧，只答道："一个具有真正宗教情操的人的责任，在于以身作则，实践道德。"我们所需要的尽在于此。一九○三年八月二十日致穆罕默德·萨迪克书。他佩服穆罕默德，他的若干言论使他感服。托尔斯泰极佩服穆罕默德关于贫穷的祈祷："吾主，使我在贫穷中生存，在贫穷中死去！"但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人，如基督一样。欲使穆罕默德主义与基督主义成为一种正当的宗教，必须放弃对于一个人或一部书的盲目的信仰；只要他们容纳一切与全部人类的良心与理智符合的东西。——即在包容他的思想的适当的形式中，托尔斯泰也永远留神着不拂逆他的对手的信仰："如果我得罪你，那么请你原谅我。我们不能说一半的真理，应当说全部，或者完全不说。"一九○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致阿芬迪阿尔·沃伊索大书。

他的丝毫不能说服他的质问者。自是毋容提及的事。

至少，他遇到别的回教徒，明白的，自由的，和他表示完满的同情：——第一流中有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埃及的大教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一九○四年四月八日从开罗写信给他，祝贺他的被除教籍：因为这是贤圣之士的神明的报酬。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了聚合了一切真理的探求者，他们的心永远期待着他的作品。托尔斯泰诚恳地答复了他。——他又受到驻君士坦丁堡波斯大使米尔扎·里扎·钱亲王（一九○一年海牙和平会议波斯首席代表）的敬礼。但他尤其受着巴布主义运动的吸引，他常和这派人物通声气。其中如神秘的加布里埃勒·塞西于一九○一年自埃及致书于他，这是一个阿拉伯人，改信了基督教以后又转入波斯的巴布主义。塞西向托尔斯泰陈述他的主张。托尔斯泰答言（一九○一年八月十日）"长久以来巴布主义已使他感到兴趣，关于本问题的书籍，他已读过不少"；他对于它的神秘的根据及其理论认为毫无重要，但他相信在东方可以成为重要的道德律："巴布主义迟早将和基督教的无zheng府主义融和。"他曾写信给一个寄给他一部巴布主义书的俄国人，说他确信"从现在各种教派——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中产生的一切合理化的宗教箴规必能获得胜利"。他看到它们全体的倾向是"会合到普遍地合于人间性的惟一的宗教"方面去。——他得悉巴布主义流入俄国感染了卡赞地方的鞑靼人，大为喜悦，他邀请他们的领袖沃伊索夫到他家里和他谈了很久，这件事故有古谢夫的记载（一九○九年二月）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