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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阪总部干了七年，这边有很多朋友，知道受灾的就有十多个，已确认死亡的只有新海夫妇。

他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的。播音员平淡地读出死者的姓名，其中就有新海武雄和新海澄子。

新海是曾我在大阪时的部长，因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对他相当关照。听说他在离退休还有两三年时突然辞职了。事情没有公开，但当时在大阪总部的人几乎都知道，新海部长是被迫辞职的。

当时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某大型汽车制造厂要建立一家新工厂，绝大部分生产加工机械都有曾我的公司负责采购。这么庞大的项目在现在不景气的情况下几乎无法想象，相应地，好处费的金额也大得惊人，牵扯到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个人露馅了，很可能顺藤摸瓜地查出收受贿赂的事情。究竟在哪里切断线索呢？最终，新海被选定为牺牲品。

曾我不了解详情，但社长和董事们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每次看到这些人依然身居高位、专横跋扈，曾我就感到义愤填膺。

传言也被添枝加叶了。其中之一就是封口费，有一个说法称新海领到的金额是正常退休金的两倍，甚至有人说他辞职已算占了便宜。

传言的真伪无法辨别。就算是真的，曾我也确信那绝非新海部长希望的。新海经常说，诚心诚意、踏踏实实地工作，才是成为一名杰出商社员工的捷径。曾我能够想象，背上不正当的嫌疑被迫辞职，新海肯定万分遗憾。他答应辞职，只不过是为了公司考虑；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也是为了逃离不正当的追究。

他却遭遇了地震。知道他死了，有些人肯定心里乐开了花。一想到这些，曾我就难以忍受。

他关上灯，闭上眼睛，却久久难以入睡，也许是想起了新海，精神有些亢奋。

第二天早晨，他离开酒店后去了西宫，上了一辆出租车。他拿着贺年卡。辞职后新海依然每年给他寄贺年卡，每次都是亲笔书写。新海写得一手好字，内容又谦恭和蔼，透着真诚。曾我拿出贺年卡，是想让司机确认地址。以前曾去过一次新海夫妇居住的公寓，但记忆如今已毫无作用，因为街道已面目全非。

司机在地图上查了查，发动了汽车。

“那一带受灾严重。我有朋友在那里，遭遇了火灾，无家可归。”

“您也是这里人？”

“我呀……在尼崎。幸亏住的房子还没事，可车坏了。我好长时间没法工作，真发愁。”

曾我这才注意到这是量私人出租车。

“写贺年卡的人没事吧？”

“唉，去世了，夫妇俩一起……”

“唉。”司机叹了口气，和牛排店老板娘反应相同，“说句不该说的话，夫妇俩一起死也许更好。如果只剩下一个人，就更难受了。剩下丈夫，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剩下妻子，以后的生活也没着落，更无法忘记死去的人。”

曾我并不觉得司机这样说有什么不应该。总能看到相关报道，说地震后孤身一人的老人在临时简易房中衰竭而死。他们需要的不只是金钱和食物，关键是要重新鼓起生存下去的勇气。

得知新海夫妇死亡的消息时，曾我想马上去现场。但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去，而且因为地震的影响，工作更忙了，最终没去成，眨眼间已过了一年。

曾我打开皮包，把贺年卡放进内袋。那里还放着一件重要东西。他摸了摸，合上了皮包。

这次专门来这里，除了要献花，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把一样东西交给新海夫妇的女儿。

那东西是在去年年末发现的，整理公司办公桌的时候碰巧冒了出来。那不是曾我应该拿着的东西，是以前新海寄存在他这里的，一直没取走。

他想，无论如何要把这东西还给新海的女儿。他拿着没有什么意义，又不能擅自处理掉。最主要的是，这对她来说肯定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