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彤禾

这本书里的两个核心人物吕清敏和伍春明，都从工厂基层车间升到了收入更好的工作。这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国流动人口的状况？

我知道自己想写具有典型流动人口背景的年轻女性，敏和春明都符合要求：她们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她们都没上过高中或是大学，而且都是十几岁就出来到了城市。除此之外，我选中她们是因为她们开朗、好奇并且有趣。在渐渐了解她们之后，我认识到她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过人之处——敏是勇气与韧性兼顾，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她们的雄心和百折不挠的劲头是中国农民工普遍拥有的特质。

在报道书中内容的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中国和西方学者关于流动人口的学术研究。大多数材料我都没有放进书里来，但我感到安心的是，我所发掘的故事跟他们的研究发现能够吻合。我描写的许多都是农民工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比如春明差点被骗去卖淫，还有敏跟第一个老板吵架，才促使她跳槽另寻高就。

关于中国有许多故事可以写。为什么要关注外来打工者呢？

正如我在书中提到过的，这本书的起始有点源于日常工作：海外媒体，包括我就职的《华尔街日报》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工厂条件恶劣的稿子。他们倾向于将外出打工描绘成一种绝望的行动，工人们所得了了。我怀疑事情不止于此，也许情况并不是这么黑白分明。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少年人来说，出门进城的经历可能跟我们美国人的体验大不相同。十六岁离开村庄，去到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城市，到流水线上工作，头一次挣到钱，爱跟谁相好就跟谁好，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跟家庭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世界观会怎么转变？我对这些问题都很好奇，我想其他的读者可能也一样。

尽管这些农民工生活在工厂这个有限的世界里，但他们的故事也是当代中国的微观写照。中国的生活变化非常迅速，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生活在一个隔绝的宇宙中：必须得独自学习如何为工作竞争，创业，买房，开车，在一个跟他们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教育孩子。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北京当律师，她读了敏的故事之后对我说，她觉得这也是她和她朋友圈的故事；尽管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也同样充满了起伏和戏剧性的变幻。“我觉得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敏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她对我说。“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跟我们一样。”

这本书出版之后，全球经济下滑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业，导致许多中国工厂关闭。工人们受到的打击严重吗？包括你写到的这些女性，还有整个农民工群体？

像东莞这样的加工业中心绝对受到了重创，业务下滑，工厂闲置，许多工人下岗回家。但这个体制弹性很大，超出你的想象。首先，农民工在乡村的老家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吃家里做的饭菜，看电视，打麻将，然后可以重新出发。有一些农民工已经又出来了，去了东莞之类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在离家近的地方找些零活干。观察家和记者们经常会认为，如果情况没有朝他们所期望的变化，农民工肯定很快会起来抗议，但实际上，他们对经济下滑的反应跟其他所有事一样：灵活，实际，要求很低。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的时候，许多工人都回了家。但几年后经济复苏，他们又出来了。

我写到的这几位女性过得都不错，成功度过了经济衰退。敏最近的工资削减了百分之十五，但又跟公司签订了两年合约，这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比较清苦，但从长期来看，她的前景还不错。2009年初，她怀孕了，厂里给了她三个月的带薪假期，她回家结了婚，对象是一起打工的，她生了个女儿，然后回到东莞。她存够了钱，给父母在离村子较近的镇上买了套房子，她跟她丈夫买了辆二手别克车；她向我保证说她车开得很好。从这本书的结尾开始，春明已经换了四份工作，卖过史奴比尿布，人寿保险，还有人造革；她仍然在寻找她理想的工作，还有与之相配的理想男人。英语老师刘以霞仍然做着三份工作，要攒钱开家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