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四 人才市场

敏下班的晚上，我会坐巴士到她工厂门口和她碰头。太阳下山后，东莞活了起来；一整天令人厌烦的热气蒸腾而去，下班的年轻工人涌向暗黑的街道——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变形，从兢兢业业的工人再次变回热情的少年。敏和我绕着她的工厂走几个街口，然后挑一家便宜馆子吃晚饭。她经常点一个荤菜，一个炒素，一条两人份的鱼——总是无可避免的全是骨头；如果我们碰头的那天临近发薪日，她会坚持由她买单。敏吃饭的样子像是从没吃过好东西。我吃完了很久之后，她还能从盘子里挑出东西来，就像挑剔的老饕，从丁点儿碎末渣渣里提炼出美味。

有一次她表哥在，他带我们去吃麦当劳。敏盯着她的巨无霸看了很久，头低到桌面直到汉堡和视线持平，然后一层一层地吃掉——面包、西红柿、生菜，牛肉。她从没来过麦当劳。有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两个小相框，我得演示给她看，怎么样打开后盖插进照片。有次她还问我什么是股票。她对国家大事完全没兴趣。有一次和她两个年长的同事吃晚饭，话题转到了70年代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成长经历。

“我们永远都在挨饿，”一个男人回忆道。“一直到80年代才不饿了。”

“现在的毛主席是谁？”敏突然问道。“我都不知道。”

“胡锦涛，”一个男人说。

好像有点印象。“所以不再是江泽民啦？”她说。

我说不是，江泽民已经退休了，胡锦涛接班。

“哦。我以为江泽民去世了。”然后她说，“这些人离我很远。”

她自己的生活挤开了一切；几乎每次碰到敏，她都会有新的事情跟我说。有时候感觉好像自然世界的法则跟她毫不相关，因为她只用想那么一下——跳槽，跟男朋友分手——这事儿就能成。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见面，她可能会忘了告诉我她刚跳槽或者涨了薪水，因为在她的意识里，事情已经过去了。她很少会停下来盘算她离家之后做了些什么，在东莞这很普遍。也许大家担心如果他们停下来往回看的时间太长，会失去前进的勇气。

我第一篇写敏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工厂附近的一家糕点店碰头，我给她带了一份报道的翻译稿。她看的时候都没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看到第三页，她咯咯笑起来——“你记得好清楚，”她说——看到第四页又说了一遍。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翻过最后一页，看着我。“没了？”

“没了，”我说。

“还想再看呢，”她说。

“还会有更多的。”

“真的？”她说。“你在写吗？”

“是你在生活，”我说。“事情正发生着呢。”她以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似乎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她又读了那篇文章好几次，后来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看看我过去的样子，她写到，我发现我真的变了。

有一件事敏没有忘，就是流水线上的日子有多艰难。在工厂的世界里，大家几乎怀旧一般地谈起过去流水线上的生活，那些日子无忧无虑，没有责任。但敏不会。“没有什么比当个普通工人更难的了，”我经常听她这样说。她从没有忘记她从哪里来。这是她身上我最喜欢的一点。

2004年4月，敏领到了新工作头半个月工资，但是她没有把钱寄回家。她去商场买了一件合身的黑色衬衣和一条白色的紧身七分裤。她答应过老朋友要去看她们，而拜访老朋友要穿新衣服。第二天早上八点，敏和我坐巴士去东莞很远的一个地方，敏离家后第一年在那里工作过。巴士上坐满了周末外出的打工族。年轻的姑娘们两两坐在一起，身着盛装——白衬衣，干净的牛仔裤，顺滑的马尾辫——没座位的乘客也快乐地站在过道里排成蜿蜒的队伍，随着巴士踉跄前行。几个晕车的姑娘紧紧抓住栏杆，低着头两眼紧闭，仿佛要把难过劲儿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