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适的“微妙关系”（第2/2页）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裁，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家》那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VOL.LXXIX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走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工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日前死了，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积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198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