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三章（第4/10页）

“亲爱的派尔。”我写道，我只有一次动过那样的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说到底，毕竟，这是一封很重要的、跟生计息息相关的信件，不同于其他撒几个谎只为谋生的信件：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时就一直想写信给你，关于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诚地向你道谢。你将我从一个糟糕的局面里拯救出来。现在，我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的腿骨折之处显然还不算难办，衰老还未伤及我的骨头，所以骨头还没那么脆。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定要举办个聚会来庆祝这个事情。”（行文至此，我卡住了，接着，像一只蚂蚁遇到障碍物，我又从另外一条路线绕过去。）“还有另一件事也值得庆祝，我知道你听到之后也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你一直在说，我们都很关心凤的利益。我回来时，发现有一封我妻子的来信在等着我，她或多或少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无须再替凤操心了。”——这句话说得很冷酷，但写下时我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时才发现，但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进行改动了。如果我要把这句话涂掉的话，还不如把整封信都撕掉。

“你最喜欢哪一条围巾？”凤问我，“我喜欢黄色的那条。”

“是的。黄色不错。去大饭店时，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

她看了看上面的地址。“我可以把它直接送到使馆。这样可以省掉一张邮票。”

“最好还是替我寄出去吧。”

然后，我躺回来，放松地抽着鸦片，我想：“现在，至少她不会在我回去之前离开我，也许，谁也说不清楚，明天，等我再抽几袋烟后，可能还会想出继续留在这里的办法。”

2

生活照常进行——这让人省去许多心思。就像在一次空袭中，人们不可能一直处于被惊吓的状态里，所以在日常工作的轰炸之下，在不断的遭遇与焦虑状态的围攻之下，人们也会一连几小时完全忘却个人的恐惧。来年四月，我就要离开印度支那，奔赴不可知的未来，再也没有凤的陪伴，这些念头被每天的电报、越南新闻社的公告，以及我的助手生病等事件给完全打乱。我的助手是印度人，叫多明戈斯（他的家族是从果阿出发，经由孟买来到这里的），平时不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都是他替我去参加的，他对那些绯闻与谣言的语调十分敏感，他还负责把我的稿件送到电报局和新闻审查处。依靠印度商人的帮助，特别是北方的，他在海防、南定与河内那一带，都有自己的私人情报网，这使我受益不少，我想，对于东京三角洲内越盟军队的位置情况，他比法军最高司令部知道得要更加精确。

我们从不随便使用这些消息，除非它已经成为新闻，也从不把任何消息传递给法国情报机构，所以他获得了几个藏在西贡堤岸这一带的越盟特工的信任与友谊。他是亚洲人，虽然名字不像，但这一事实却给他带来许多便利。

我很喜欢多明戈斯。其他人的骄傲自负如同皮肤病一般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不可触碰；他的骄傲自负则是藏在深处的，并且作为人类来说，我认为，他的骄傲自负已经减少到了最小的比例。在日常跟他的接触里，感受到的只是温柔、谦逊和对真理的绝对热爱：你只有嫁给他，才会发现他的骄傲自负。也许真理与谦逊总是并存的；谎言总是源自我们的骄傲自负——在记者这份职业里，骄傲自负体现在渴望写出比其他人更为出色的故事。是多明戈斯帮助我不去在意这些事情——顶住那些国内发来的质询电报，问我为什么没有采访某人，为什么没有写出其他记者那样的报道文章，而事实上，我知道那篇文章是不真实的。

如今，多明戈斯病了，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依赖他——嗯，他甚至连车里的汽油都会替我加好，然后却从未多说一句话，或者多流露出一种神色，来干扰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除了他的姓名和出生地之外——从他所有的谈话里，我只知道他可能信奉克利须那神[35]，也可能用铁丝圈刺着身体，赶赴黑风洞[36]进行一年一度的朝圣。现在他病倒了，对我而言像是一种恩赐，暂时使我摆脱掉自我的焦虑情绪。现在，我要去参加那些乏味的新闻发布会，并蹒跚地走到大陆酒店我的桌子旁，跟同事们说些闲话，但是我辨别真伪的能力比不上多明戈斯，所以我习惯每天晚上去找他，来讨论我所听到的消息。他的一位印度朋友有时也在屋内，坐在那张促狭的铁床旁边；多明戈斯和别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他总是端坐在床上，挺直腰身，盘着双腿，让你觉得并不是去看望病人，而是受到一位王侯或者神父的接见。有时他发烧很厉害，满脸都是汗水，但思维却依旧十分清晰。那种情况就好像他的病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他的女房东总是放一壶新鲜的柠檬汁在他身边，但我从来没见他喝过一口——也许喝了就相当于承认他自己口渴，承认他的身体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