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鲍勃·迪伦和我（第4/7页）

我吹干了头发，等头发全干了，我到底还是去洗了淋浴，让热水从头冲到脚，冲了足足有一刻钟。我暖和了，放松了，觉得舒服多了。泪水和洗澡水一起从脸上往下流，我期待着那个瞬间，那时我会把水调得冰凉，到那个时候我就搞定了。

这一刻来得艰难痛苦，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可是我的皮肤绷紧了，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我擦干了身体，找了件舒服衣裳穿上，然后打开了窗户。雨忧伤地唰唰下着，就像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一首诗中描述的那样——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想着老去的光景，对他而言这时候的雨，“还不是音乐，却也不再是噪音了”。

汤姆去参加他们学校组织的郊游了。就我一个人在家，这几个小时真是太棒了。我开了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台，尽管现在播放的尽是些片段，柔情古典乐，只放第二乐章，只要不是警醒的或是令人不舒服的，有的时候我就想要这么一点点儿，甚至是莫扎特那可怜的黑管音乐会里的第二乐章，直到它被电影滥用了之后，世界才知道了它——罗伯特·雷德福让梅丽尔·斯特里普，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在《走出非洲》的电影中听着这支曲子洗头发，在大草原上。

我又擦又扫，把干枯了的花还有旧报纸扔掉，把空瓶子送到地下室，把衣服用衣架挂起来或是装进衣袋准备送洗衣店。我一边把我的床收拾得整整齐齐，一边想：等着吧，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扯下旧床单，换上新的。我把厨房和浴室里的水池连洗带抛光，还一边跟着哼唱那个愚蠢的咏叹调：“在这个世界里，我没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心里还挺高兴，我的状况就是如此。因为我可不愿意老妈会看着我说：“伊雷妮，伊雷妮。”

我感觉不错，终于又有了这种感觉。凌晨3点，我倒在了床上，窗户大敞大开，睡得深沉惬意无梦。

10点钟的时候，我被门铃声吵醒了。可别，我琢磨着，别在我这儿按门铃，别在这时候，别这么早。我得先穿衣服、先吃早餐，还得先看报纸，然后我才准备好了和人打交道，此前没戏。

我躺着，任凭门铃去响。邮递员？鲁珀特？爱谁谁！我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享受着阳光，就这会儿阳光还能照着我，剩下的一整天，阳光将掠过房顶消失不见。我又睡着了，然后被重新响起的门铃惊醒——现在1点多。鲁珀特！我想，真该死，现在他站在门口，而我还躺在床上，外加穿着这么件印有死裤子乐队的T恤。不行，不能开门。对不起，鲁珀特。我伸了伸懒腰，站了起来，洗了把脸，把剩下的吃食找出来凑成一顿早餐。已经是星期六中午1点了[47]，汤姆明天晚上就回来了——嗨，总是能找到什么吃的，冷冻的披萨饼，意大利面条，能长期保存的牛奶，总之，现在我是绝对不会为了几个鸡蛋和一点汤料挤在收款台那长蛇阵中的。

我蹑手蹑脚地下楼到了信箱那儿——没有人。我抽出报纸，上面贴着个小条，就是他那工工整整的字体：你在哪儿？3点钟我再来看看。鲁珀特。

这主意不错，3点钟，还有整整两个小时，让我好好捯饬一番。我无法集中注意力读报，脑子里总是想着鲁珀特。那四年总的来说称得上是好时光，尽管没有激情。鲁珀特演话剧，大部分是在很小的地下剧场，比如说演了342遍“开放式二人关系”，一遍又一遍地演“开放式二人关系”，我问自己，普通人怎么能受得了？首场演出我觉得他非常出色——突然气质尽显！他的声音能如此洪亮，人显得如此生动！我惊呆了，为他自豪，而且重新堕入情网。几周以后我和朋友们第二次去观看演出，感觉就很难为情。他在我的眼里，就像在家一样，穿着内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读着《法兰克福汇报》，极其认真，一页不落，页页都同样精读，或者换个说法，完全彻底无聊地深陷其中——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专版。一连数小时喝着茶，吃着抹了奶酪撒上葱末的面包，而我想着的就是我们没有发生任何趣事的那些夜晚。但是在舞台上他满台转悠，活像个参加跳土耳其德尔维希旋转舞的舞者，他诙谐、机智——可这是他的角色，是达里奥·福[48]，而不是他。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恼火。等到半年以后，我第三次再看，已经是忍无可忍了：这个男人对身边的我视而不见，任凭我焦渴枯萎，在舞台上却感情奔放，蹦来跳去。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走了。后来在另一个地下剧场，他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剧《对一个坐着的男人的爱情控诉》里扮演那个男的——他得两个小时安安静静背对观众坐在一个板凳上，让一个女人对他大喊大骂，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把那糟糕透顶的日子和盘托出，他一声不吭地坐着听。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女人。在鲁珀特和我之间敌意在弥漫，这场戏演到了家里：我叫喊着，他穿着内衣坐着看《法兰克福汇报》。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爱上了那个女演员，就是那个每天晚上在舞台上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女人，她怀上了他的孩子，他要和她结婚。我们俩的关系就这样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