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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熟悉的紧迫感，那种逃避新事物，逃避我无法预料或者不安全的事情时的那种紧迫感，但我已经学会通过认真倾听不同部分的恐惧安慰她们，让这种感觉平复下来。每次，我在没有惊恐发作的情况下做了一件曾经觉得很可怕的事，内在的部分看到后就会越来越相信我，渐渐地，我可以做越来越多的新事情了。

“我担心飞机。”我顿了一下更正自己，“年幼的部分害怕坐飞机。”

“她们在怕什么？”

“飞机上空间很小又有很多人，还要坐在人群中，她们害怕这种环境。”我停了一会儿，听一听内在其他部分的声音，萨默医生刚要开口回应，但我打断了他，“其他部分会在飞机上恶心，每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恶心，如果我呕吐，父亲就会打我们，这些想法让我害怕。”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事，我们曾经在你很难过的情况下用催眠和积极想象帮你保持平静，避免惊恐发作。我可以录一个磁带让你在飞机上听，起飞、飞行和着陆期间，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处在一个平静的地方，听见已经到达圣路易斯的播报时，你就会醒来，这样可以让你的旅程更轻松些吗？”

“能这样太好了。”

“好的，下一次咨询我们来录这个磁带。”

“谢谢你，萨默医生。如果这个录音没有用怎么办？如果某个部分从催眠中挣脱出来怎么办？”

“那你就吃一片氯硝西泮缓解焦虑。”

1996年，在萨默医生录音磁带的帮助下，我飞到了圣路易斯，我没有惊恐发作，也没有服用氯硝西泮。

在圣路易斯，我讲到我看着父亲打母亲，并且被父亲性虐待的事，我选择不去讲父亲死后，哥哥们是怎么虐待我的，也没有讲被逼卖淫的事，那些太复杂、太痛苦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讲这些，并且还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认真倾听内部的各个部分能够分享的东西，仔细琢磨自己讲的话，这也是在向各个部分证明我会保证她们的安全，这是获得她们的信任的办法。那天，我只向听众笼统地讲道：“我就是接下来几天会不停提起的那些被虐待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我痛苦地看着父亲对母亲做可怕的事，并且我也曾经被父亲性虐待。所以，我想提醒你们，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样的讲话让我充满了力量。回想当时，我并没有说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也没有说太多别的东西，但我却觉得五味杂陈。

之后我才发现，这些听众里有非常重要的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方面的专家，如果当时我知道有这些人在，我会变得软弱，更不会同意去演讲。接下来的整个会议过程中，话题总会指向我，大家讨论着他们的想法，有些人会来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可以帮助到你吗？”我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尽量回答他们。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回答我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很好，但我觉得很累。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大家都去吃晚饭了，我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帮助那些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我也已经跟他们说了我的经历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就算是晚饭时间，我也不能停下来。我坐在漆黑的房间里大哭，却害怕走廊里的人听到声音。

回到萨默医生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能够感受到这种程度的情绪很重要，并且为我能顺利完成演讲，在途中也没有处于分裂状态而祝贺。“这些对你来说变得更真实了。”

“是的，我觉得我是真的在说我自己。”

“奥尔加，你正在为没有家人的童年哀伤，我也为你的伤痛感到难过。我知道你可能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但这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