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对我说（第3/3页）

某次，她写着这样的话：“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范围有多大，文艺的范围就有多大。”

又一次，她强调指出：“文艺无论如何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时代的症结，以感情的力量表现出来，激起大众强烈的爱憎，震撼千万人的心灵，知所奋发，那文艺才是时代需要的文艺。”

须知，这都是四十多年前一个中学老师的话，即使在今天听起来依然亲切，发人深思。

一九三七年风云密布的夏天。暑假快要来临了，正是抗战前夕。六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她约我到学校对门一家小馆子里吃冷饮。那天她谈了许多课堂上不可能谈到的话。谈腐败的社会，谈人生和理想，也稍稍谈到她自己。她是一个被撤职的法官的女儿，从小生长在北京，经受了生活的磨炼，饱尝了挫折和痛苦。我第一次看见她燃起了一支白金龙香烟，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说：“你将来也会懂的。”

我茫然不解，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一本烫金纪念册，那是我刚刚买来，请她在上面第一个题字留念的。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以后是严酷的战争来了，学校毁于炮火之中。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她到哪里去了呢？好像无情的战争巨浪一下子把她席卷而去，从此音信杳然。那年隆冬，一个夜间来客意外地带来了女老师的消息。一说是海轮失事，一说是她投海自尽，总之，她葬身于大海，被旧社会的茫茫大海吞噬了。大海夺去了她那么年轻的生命。大海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然而，这许多年以来，在我走过的这条断断续续的文学道路上，这位热情美丽的女老师始终陪伴着我，时时鞭策着我，不断鼓励我努力前进。她批改过的作文簿和读书随笔不下二十余本，也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一九七〇年我被迫迁居农村，不幸在搬家时辗转失落了。只有她给我的六七封信和纪念册的几张残页，总算还留存下来。不久前，我鼓起勇气，从旧书箱里找出她写在我纪念册里的几句话，对照一下我自己，便感到一阵惶恐不安。

那是从遥远岁月里传来的问询：

“我们过去两载的情谊与我对你未来的希望，这里是难言的。我来问问你吧：一个人幼年的爱好，是会支配一生的遭际的，假如遭际不如意，你会不会后悔呢？你对它忠实的程度能发一个什么样的誓言呢？”

我并不后悔。我对自己幼年爱好的文学事业忠贞不渝，不过对老师的问题很可能要终其一生才能作出最好的答案。

于是又响起她感情洋溢的声音：

“我以你最忠实的朋友的资格，看你用大众创造的语言，去对不醒的世界吹喇叭，我等待着为你拍手！”

我的老师，假如我有一只喇叭而又能够吹响，那是你亲手给我的。假如我以前吹得并不怎么响亮，今后我将奋不顾身举起手中的喇叭，用力气吹得响亮一些，就像老师在那里等待着我！

深秋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消逝了。石砌的大礼堂里，蓦地灯火灿烂。站在那么多的老师面前，我想说，今天的世界是多么幸福，要是我的老师至今犹在人间该有多好！不，我的老师将永远和我同在！我亲爱的老师！

我的话完了。我没有说的话也许比我说出来的更多，也许在座的老师们能听得出，也许不。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下午，充满了回忆，充满了希望。

图　刘旦宅

（原载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