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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遇上需要撒谎糊弄过去的警卫，也没有一个加班的员工蹦出来吓我们一跳，沃伦用钥匙打开了前门，轻车熟路地带我走向目的地。

档案室大约有一个双车位的车库那么大，立着一排排八英尺高的钢制文件架，架上堆放着贴有不同颜色标签的马尼拉纸档案袋。

“我们现在怎么做？”我轻声问道。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起来的打印纸。“自杀研究项目的档案有专门分区。我们找到这些名字所在的卷宗，将资料都拿到我的办公室，把我们需要的页面复印下来。我走的时候没关复印机，这会儿连预热都不需要。还有，你也不用压低声音，这里已经没人了。”

我注意到他用了好几次“我们”这个词，但我什么都没说。他领着我来到文件架之间的走道，架子上贴着打印出来的项目名称标签，他一边用手指一个个点过去，一边喃喃念出声来。终于，他找到了自杀研究项目的标签，这些卷宗上都贴着红色标签。

“在这儿。”沃伦抬手指向那些卷宗。

它们很薄，却占据了足足三个文件架。奥林·弗雷德里克是对的，这些卷宗真有好几百份。每一张凸出的红色标签都代表着一份标志死亡的文件，这些文件架承载了多少伤痛啊。现在我只能希望当中很少一部分不属于这里，希望只有少数警察是被谋杀后再由凶手伪装成自杀。沃伦将那张打印纸递给我，我扫了一眼上面列出的十三个名字。

“这里这么多自杀事件，负责凶杀案的警察只有十三个？”

“是的。这个项目收集了一千六百例警察自杀事件，每年大约三百例，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街头巡警。负责凶杀案的警察经常见到尸体，我猜对他们来说，赶到案发现场时，命案带来的冲击已经过去了。这些警察一般都是警队里最优秀、最聪明、最坚强的。看上去，他们吞枪自尽的概率要比不负责凶杀案的警察小得多，所以我只查到了十三例。你哥哥和芝加哥的布鲁克斯的卷宗也找到了，但我想你手头上肯定已经有了。”

我点了点头。

“这些档案应该都是按字母排序的，”他说道，“你给我念清单上的名字，我来抽卷宗，还要把你的记事本给我。”

找出那些卷宗只花了不到五分钟。沃伦从我的记事本上撕下十几张空白页，插在抽取出卷宗的位置，这样复印完放回去时就能很快找到地方。这工作真够紧张的，虽说不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那个停车场里跟深喉那样的线人碰头，干下拉总统下马的大事，但我的肾上腺素依旧上涨得厉害。

虽然我的线人不是深喉，但有的准则是共通的。一个线人，无论他提供的线索是什么，总是基于某个理由或动机，才会冒险跟你站在同一战线上。我看着沃伦，却猜不透他真正的动机。这会是一篇绝佳的报道，但又不是他的报道。他这样帮我，除了心下明白自己参与了这件事之外，不能获得任何收益，仅仅参与就知足了吗？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在履行记者与线人之间神圣契约的同时，我必须得跟他保持距离，直到我了解他的真实动机。

档案在手，我们迅速穿过两道走廊，回到三〇三室。沃伦猛地停步，跟在后头的我差点一头撞上他。他办公室的房门开着，留着道两英寸的门缝。他指着门缝，冲我摇摇头，示意他离开时关了门，并没像这般敞开两英寸。我耸了耸肩，示意这是他的地盘，他得决定下一步行动。他凑近门缝，侧过脑袋，竖着一只耳朵听里面的动静。我也听到了什么声音，似乎是碎纸机在碎纸，接着是一阵嗖嗖声。我只觉头皮一阵发麻，似乎有根冰冷的手指摩挲着我的脑袋。沃伦转身面对我，表情也颇为疑惑，就在这时，房门从里边被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