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特别法庭（第3/6页）

“从1960年年中开始，我们就大规模地损失去海外工作的情报员。他们常常刚被派到国外仅几周时间，就被捕了。有时敌人也试图策反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次数不多，好像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交了次好运。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我们‘部门’的资料。那些资料非常完整和准确，而且还是最新的资料。这使我们很吃惊。我把那些资料给蒙特看过，因为他是我的领导。他那时对我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让我不要干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认，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隐约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个出卖情报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迹象……

“不用说，人们很难去怀疑我们反间谍部门的首脑会是敌人的间谍。这个想法是如此惊人，如此的具有戏剧性，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更不用说站出来揭露了。我承认，我当时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真有这种事发生。可事实就是事实。

“同志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我建议现在带证人作证。”他转过身来，面向房间后部说，“把利玛斯带到前面来。”

坐在他两边的卫兵站起身来，利玛斯从长凳之间挪到了房间中央的过道上。中间的过道也仅有两英尺宽。一名卫兵让他面对主席台站着，离费德勒站的地方也就六英尺的距离。法庭主持人首先对他问话。

“证人，报上你的姓名。”她说。

“阿历克·利玛斯。”

“年龄？”

“五十。”

“结婚了吗？”

“单身。”

“可你结过婚。”

“我现在是单身。”

“你的职业？”

“助理图书馆员。”

费德勒气愤地插话。“你以前是英国特工人员，不是吗？”问得直截了当。

“是的。一年前是的。”

“法庭已经阅读了对你的审讯记录，”费德勒接着说，“我要你把去年五月某天，你和彼得·吉勒姆的谈话内容告诉大家。”

“你是说我们谈论蒙特的那些话？”

“是的。”

“我告诉过你了。那是在伦敦圆场，我在走廊上碰到彼得。我知道他正在处理芬南那件案子，就问他乔治·史迈利的情况。后来我们谈到死去的丢特·弗雷，还有与之有牵连的蒙特。彼得那时说，他认为曼斯顿—当时的案件负责人—并没有真的要抓蒙特。”

“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吗？”费德勒问。

“我知道曼斯顿把芬南的案子搞得一团糟。我估计他不想让蒙特受审是因为他怕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职被人知晓。”

“如果蒙特被抓，会对他进行审判吗？”主持人插话问道。

“就要看是什么人抓他了。如果警察抓住了他，就会上报给内务部。那他就一定会被审判，肯定的事情。”

“如果是你们情报部门抓住他呢？”费德勒问。

“哦，那就不同了。我们估计他们在进行审讯后，会用他来交换被你们抓住的人。也可能会打发掉他。”

“打发是什么意思？”

“处理掉他。”

“就是干掉他？”现在都是费德勒在发问了，法庭人员则在不停地记录。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我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

“他们不会对他进行策反吗？”

“会，但没有成功。”

“你怎么知道没有成功？”

“哦，天哪，我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老是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当了四年的柏林站站长。如果蒙特成了我们的人，我肯定会知道的。我不可能不知道。”

“很好。”

费德勒似乎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不过，他心里明白，法庭上的其他人未必满意。他开始把重点转到“滚石”行动上来，又让利玛斯听了一遍那些情况：行动文件的传阅采取了特别的保密措施，给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银行寄信，利玛斯收到的一封回信。费德勒对着法庭，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