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第3/6页）

木卓伦见群情汹涌，双手连挥，命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道：“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抢掠我们财物，真神在上，定会惩罚你们的不义行为。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人，也决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众人均知清兵势大，决战胜少败多，但他们世代虔诚信奉伊斯兰教，恋爱自由，绝不做人奴隶。

木卓伦部在黑水河英奇盘山脚大破清兵，并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黑水营之围”。金庸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这场以少胜多、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虽然后来清兵大增，木卓伦父子力战而死，但他们“保乡卫土，捐躯疆场”的壮烈业绩，永远流传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三、批判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

歌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同时也就意味着批判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侵略战争往往就起于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镇压木卓伦部，都是自恃军事力量的强大，要把自己的权杖强行压到柔弱民族的头上。对于这种民族沙文主义，金庸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高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地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唐太宗听了这话，很是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汉化，于是派出了大将侯君集去征伐。

侯君集俘虏了国王麦哲盛及其文武百官、贵族豪杰，回到长安，将迷宫中所有的珍宝也都搜了去。唐太宗说，高昌国不服汉化，不知中华上国衣冠的好处，于是赐了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等给高昌。高昌人私下说：“野鸡不能学鹰飞，小鼠不能学猫叫，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髙昌野人也不喜欢。”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宫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眼。

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进，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讽刺意义对于今天某些财大气粗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民族，也是十分适用的。

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表现在国家之间，造成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如果表现在个人之间，则会造成个体命运的悲剧。《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事例，以汉人为主的大理国中有一个摆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颇为美貌，皮肤白嫩，远过汉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性风流，所到之处，与许多女子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她自言自语道：

我这么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子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我……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

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身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身脓血恶臭的叫花子，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花子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子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头。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子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身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道：“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十二家》第111页）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体命运着眼，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强凌弱的同时，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