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说辛稼轩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四月，北方女真族政权金国攻破宋都汴梁，掳劫徽、钦二帝北上，同时被掳的还有皇族后宫、大臣名公、乐工巧匠、平民百姓不下十万人，太平百年宋都所积累的财富，也被金人洗掠一空。宋徽宗于被掳路上，作有一阕《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中感慨：“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发语凄断，令人肠断气结。金人剥夺了他的一切，甚至包括最后的尊严，亡国之君，欲求一死而不可得，使人思之恻然。

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后，立太宰张邦昌为帝，成立伪政权，国号大楚。张邦昌只做了三十二天伪皇帝，即拥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登极，年号建炎。康王曾在金国为人质，对金人惧若豺虎，遂决意南逃建康（今江苏南京），主战的李纲、宗泽均被他削权投闲。他先以扬州为行在（天子巡行驻跸的地方） ，又一路南逃，升杭州为临安府，意为临时安顿，其实是想长安于此。金人一路追击，康王直逃到海上，漂泊三十余日，始得脱险。战争延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双方签订和议：宋向金称臣，由金国策封赵构为皇帝，大散关至淮水以北，土地人民不再为宋所有，宋国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此开启了一百余年偏安苟且的南宋。

在连年的战争中，无论士大夫还是普通老百姓，莫不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这是一段血泪交迸的历史，而在这期间涌现出的不少词作，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感激时事、慷慨悲歌之作，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中健者，则有朱敦儒、陈与义、叶梦得、张元幹 、向子诸人。

如朱敦儒《水龙吟》词感慨“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惋惜自己“ 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只得“ 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他眼中的这段历史，“个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临江仙》），他向苍天发问“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最终却是“ 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相见欢》），归于一场恸哭。叶梦得不忿于“ 边马怨胡笳”，胡人侵占中原，祈盼有一位像谢安一样的英明统帅，“谈笑净胡沙” （《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 。张元幹 赠胡邦衡、李纲的二首《贺新郎》，更是激越苍凉，气冲牛斗。

然而，这一类被文学史家称为“ 豪放词” 的作品，情感过于直露，词中的意象，都是为了烘托情感而生生拉扯过来的“ 造境”，令人一览无余，没有可供细品的余味，称不上第一流的词品。更重要的是，这类作品产生于战乱连绵、国破家亡的时代，时代裹胁了每一个人，于是便出现了这些没有个性、只有共性的词作。在乾坤板荡的时局下，个人的自由心灵变得不再重要，词人的哀怨愤激，都不得不附丽于时代，词作难以产生超越时代的艺术价值。而我们知道，真正伟大的作品，一定是超越时代的。

直到辛稼轩横空出世，南宋词坛才有了全新的面目。

稼轩名弃疾，字幼安，出生于山东历城，他出生时，北方已沦陷于异族十三年了。稼轩的祖父辛赞，虽然在金人的统治下做着小官，却心怀大宋，“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稼轩从他的祖父那里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他不仅以士大夫名节自勖，更以恢复中原、致君尧舜作为其毕生信仰。稼轩不仅有英雄情怀，更有英雄手段，他的词是英雄之词，与一般文人的词作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