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第4/10页）

东坡有一首《沁园春》，词中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的述志之语，他的人生，更是实践了他所倾心的蒙庄齐物之旨。晚年的东坡，和苏辙一同被贬，他俩在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路边有卖切面的，便买来同食。路边小摊所制，粗恶难以下咽，苏辙又当迁谪，心情不好，哪里吃得下去，于是放下筷子，不停地唉声叹气，而东坡早就把一碗切面吃得罄尽。吃完后，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九三郎，你还要慢慢咀嚼它的味道吗？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苏氏家族，人丁繁盛，自同一曾祖父算起，东坡排九十二，苏辙排九十三，故东坡称苏辙作九三郎。） 东坡的学生秦观，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说：这就跟先生喝酒一样。先生喝酒，不过是喝一种能让人醉的液体罢了。

东坡对人对事，是如此和易宽容，这样的人，本来应该福慧双全，一帆风顺才对。然而不然。“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后半生大都在贬谪中度过，他的人生，是千古才人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悲剧。如果说其他文士的运蹇多故，泰半是因为性情的缺陷，东坡的悲剧，却是因为他性情太完美，不能见容于污浊的官场。他是真正实践了孔子中庸理想的士子，然而从古以来，在任何社会，能如鱼得水的都是无原则、无廉耻的乡愿之徒，却不是“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的真中庸。苏辙称东坡“刚而塞”，意即原则问题绝无变通余地，这是东坡最为人忽视的人格精神，也正是这种刚塞有守、九死不悔的人格，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东坡二十二岁高中进士第二名，又中《春秋义》科第一，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后丁母忧不出。（古代父母去世，须守孝二十七个月，不得出仕，谓之丁忧。） 二十六岁参加由欧阳修、杨畋特荐，仁宗皇帝主考的“制举”试，入三等。制举又称“大科”，是宋代选拔经世人才的重要手段。在宋代士子心中，制举出身的人，地位要高于科举出身的人。制举考试，要求士子不仅有极渊博的知识，还要有经纶世务的能力、漂亮的文采，要求极高。制举共分五等，一、二等从未有人中式过，仁宗朝明文规定，制举入三等，即依照进士第一（状元）的待遇授官，可见荣耀。两宋三百余年，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御试，只有四十多人入等，而入三等的，只有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四人。这一次制举，弟弟苏辙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东坡少年巍第，又得前辈名公欧阳修的真心奖掖，本该有似锦前程。的确，命运之神似乎尤其眷顾这位颖发的天才。英宗皇帝还在做藩王时，就听说了东坡的大名，登基后，想特诏东坡为翰林学士，宰相韩琦不同意，于是依照惯例，让东坡又参加了一次制举试。治平二年（1065），年方三十岁的东坡，再次制举三等，轰动朝野，自此得以进入馆阁，遂有苏学士之称。

入值馆阁，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做宰相。事实上，仁宗皇帝读了东坡兄弟的制举进策，“退而喜曰：‘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然而，终东坡一生，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官，他后半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甚至身陷囹圄，差点连命都丢了。绝代仙才，成了被命运播弄的可怜儿。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东坡三十六岁，遭遇了宦途的第一次挫折。

宋神宗上台后，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其本质是朝廷“ 看得见的手” 过多介入市场，民间经济遭到严重打击，朝廷越富，百姓越穷。儒家经典《大学》有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 自’ 是其的意思） 小人矣。”朝廷介入经济越深，便越会与民争利，侵害百姓，更何况，集中到朝廷的财富一定是效率最低的，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浪费和无法遏制的腐败，为小人佞臣捞取好处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一旦各级官员的欲望之门被打开，就再也没有谁能把它关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整个国家崩溃。王安石个人品格十分高尚，我认为他的诗才远在东坡之上，他与东坡政见不同，却能在东坡系狱时，上书神宗，为东坡求情。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太过理想化，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致为群小所趁。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急功近利、无所顾恤的法家思想，与儒家“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的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