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友交欢

昭和[1]二十一年九月初，我接受了一个男士的来访。

这起事件几乎谈不上浪漫，也丝毫不是什么赶潮流，但在我心目中，也许到死都会残留着难以抹消的痕迹。这是一起奇妙的、不堪忍受的事件。

事件。

不过，说是事件，或许有点儿夸张。我和这个男士两人一起喝酒，也没有吵架，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是和和气气、好说好散的。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的重大事件。

总之，这个男人很伟大、很了不起。根本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

我去年遇到灾难，来到这津轻的老家避难，几乎每天都诡秘地将自己关在里面的房间里，偶尔也有地方上的什么什么文化会的，什么什么同志会的邀请我去演讲或是让我出席什么座谈会的事儿，我总是推辞说：“总该还有很多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喝酒，睡大觉，就这样从早到晚过着假隐居一般的生活。在这之前十五年的东京生活中，我曾出入于最下等的居酒屋，饮最劣质的酒，和所谓最下流的人打交道，对于大多数的无赖汉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唯独对这个男人我却束手无策，总之是厌恶到了极点。

九月初，我吃了午饭，在正房的堂屋里，独自一人茫然地吸着烟，这时，一个身穿耕作服的老爷子呆呆地站在门口打招呼。

“哎。”

这人就是我说的那个“亲友”。

（我在这个手记里，描写一个农夫的形象，把他可憎的性格展示给世人。为了慎重起见，虽然有些无聊，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完全没有以此来支援阶级斗争中所谓的“反动势力”这样的意图，读者只要将手记读完，自然就会明白。这种声明或许令人扫兴，但是最近有一些脑筋迟钝、神经麻痹的人，不断叫嚣一些陈词滥调，妄下结论，对于这类大脑陈腐愚昧——不，或许反而是聪明的——人，我还是添油加醋地附上了少许说明。本来出现在这个手记里的他，虽然貌似农夫，但决不是那些喜欢摆弄“意识形态”的人所景仰的农夫。他实在是个复杂的人，总之我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男人，可以说令人不可理解。我甚至预感到这是一种新型的人种。我并不想尝试对此进行善与恶的道德审判，而是想将关于这种新型人种的预感提供给读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也就满足了。）

他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姓平田。

“你忘了吗？”他露出白牙笑着说。我对这张脸似乎有些印象。

“知道，进来吧。”那天，我对他确实是个轻薄的社交家。

他脱掉草鞋，进了堂屋。

“久违啦。”他大声地说，“几年没见了呀？好几十年了吧？哦，二十几年没见了呀，我早就听说你来这里了，因为地里的活儿太忙，也没过来玩玩，听说你喝酒也成海量了，哇哈哈哈。”

我苦笑着给他倒茶。

“你忘了我俩吵架的事吗？我俩总吵架哩。”

“是吗？”

“什么‘是吗’？你看，我这手背上还有伤疤呢，这是被你抓伤的。”

我仔细看了看他伸出的手背，哪里有什么像样的伤疤。

“你左边的小腿上也应该有块疤，有吧？应该有的。那是我向你扔石头砸的，哎，没和你少吵过架啊！”

可是我左边的腿肚子和右边的腿肚子上没有一处他所说的那样的伤疤。我只是暧昧地微笑着，倾听他的话语。

“哎，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就是班级聚会，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好好喝它一通，招集十来个人，酒二斗，这个我来准备。”

“这主意倒不坏，不过，二斗是不是多了点儿？”

“不，不多。一个人没有二升不够意思。”

“可二斗酒上哪儿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