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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带着艾达给我的地址想马上去圣约翰找莉拉，但是这时候，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有一天早上，我正心不在焉地看着彼得罗给我写的一封长信，在那封信的最下面，我看他用短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他让他母亲看了我写的“文本”（他用的就是这个词），阿黛尔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很好，她让人用打字机打印了出来，交给了一家米兰的出版社，很多年来，她一直在这家出版社做文学翻译，出版社很欣赏这本小说，他们打算出版。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已经快接近中午了，我记得当时天上是一种灰蒙蒙的光。我坐在厨房桌子前面，我母亲正在那张桌子上熨衣服，她那把老熨斗在布料上有力地压过，木桌面在我的胳膊肘下面颤动。我长时间地看着那几行字。我用意大利语轻声地说，只是为了让我自己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妈妈，这封信里说，他们要出版我写的一本小说。”我母亲停了下来，把熨斗从衣服上拿开，立起来放着。

“你写了一本小说？”她用方言问我。

“我觉得是的。”

“你到底写了没有？”

“写了。”

“他们给你钱吗？”

“我不知道。”

我出去了，我跑到索拉拉的酒吧里，在那里可以打长途电话，比较方便。吉耀拉在柜台那里对着我喊道：来吧，打吧。在尝试了好几次之后，是彼得罗接的电话，但他有事儿，要马上走。他说关于那本小说的事儿，他都在信里告诉我了，他就知道那么多。

“你读了吗？”我非常激动地问他。

“是的。”

“但你没有做任何评论。”

他嘀咕了一句，说他时间很少，他要学习，有很多事儿要做。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没有别的了吗？”

“是很好。你跟我母亲谈谈吧！我是搞文献的，不是搞文学的。”

他给了我一个他父母家里的电话。

“我没办法打电话，我觉得很尴尬。”

我感觉他有一丝不耐烦，他往常都是很客气，他说：

“你写了一本小说，你现在要承担责任。”

我对于阿黛尔·艾罗塔很不了解，我总共见过她四次，我们只是礼节性地聊过几句。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富裕、有文化，好出身的母亲。艾罗塔家的人从来都不谈论自己，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在世界上的活动没什么意义，但同时他们又觉得那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她有一份工作，她是有影响力的人物。我很不安地打电话给她，是他们家里打扫卫生的阿姨接的电话，后来阿黛尔接了电话。我们很客气地相互打了招呼，她用“您”称呼我，我也用“您”称呼她。她说出版社的人都很确信那是一本好书，就她所知，他们已经开始起草一份合同了。

“合同？”

“当然了，您已经和其他出版社有交涉吗？”

“没有。我还没再读一读我写的东西。”

“您是一气呵成写的？”她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问我。

“是的。”

“我向您保证，这本书这样就可以出版了。”

“我还需要改改。”

“您要相信我。一个逗号都不要改，文字里透露出一种真诚和自然，是那些真正的书才有的魅力。”

她又表扬了我，尽管有一种戏谑的意味。她说，据我所知，《埃涅阿斯纪》也没有经过修订。她觉得我已经练了很久写作，她问我抽屉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存货，我向她坦白说，这是我第一次写东西，她觉得很惊讶。“天分加上运气！”她感叹说。她对我说，近期出版行业忽然出现了一片空白，我的小说不仅仅被看好，简直是应运而生，他们想在春天推出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