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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除了考试，那位染着天蓝色头发的老师没告诉我，这次考试要比高中毕业考试难，尤其是拉丁语，对于我来说简直太难了，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每一场考试对于我的才能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我开始拖泥带水、结结巴巴，我常常假装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说不出来。语文老师对我的态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声音也会让他厌烦，他说：“这位小姐，您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议论，而是在信口开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胆地谈及了一些问题，但根本无视文章该有的结构。”我觉得很沮丧，信心尽失，那位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满脸讥讽地看着我，他让我谈一谈最近我读的书。我想象他当时说的是某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当时没有明白，我紧紧抓住了掠过我脑子的东西——只有在琪塔拉海滩上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丹·鲁尼，我开始谈了起来，那个盲人丹·鲁尼尽管已经瞎了，但他还想成为聋子和哑巴……老师嘲讽的表情，渐渐变得不安和惶惑起来，他很快就打断了我，把我交给了历史老师。情况并没有好转。历史老师问了我一系列问题，都非常详尽。到最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像那时候那样无知，甚至在我学习最差、考试成绩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处境也没有那么窘迫。我能回答所有问题，但都是用一种非常笼统的方式。一旦他问我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不上来。最后他满脸嫌弃地问我：“除了简单的学校课本之外，你从来都没有读过别的书吗？”

我回答说：

“我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你记不记得书的作者？”

“费德里克·查波德。”

“我们听听你看懂了多少。”

他仔细地听我讲了几分钟，忽然间就让我停了下来，让我感觉到自己说了很多蠢话。

我哭了很长时间，觉得因为轻率，我亲手丢掉了自己的前途。然后我想：我这么绝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真的出色。莉拉才是真的出色，尼诺也是真的出色。我只是虚荣而已，现在好了，我受到了惩罚。

但实际上，后来我通过了考试。我将会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张自己的床，不用晚上搭起来，早上又拆掉，还有一张写字台和所有我需要的书籍。我——埃莱娜·格雷科，一个门房的女儿，在十九岁的时候，终于要摆脱这个城区了，我要离开那不勒斯了，一个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