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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我安东尼奥提前退伍了，因为他精神崩溃了。“为什么？”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你曾经都让他崩溃过。”

这些话让我很受伤，但我尽量不去想。一个冬日的星期天，我偶然遇到了安东尼奥，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变得奇瘦无比。我对着他笑了一下，等着他停下来和我交谈，但他好像没有看到我，继续向前走了。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过头来，脸上带着一个茫然的微笑。

“你好，莱农。”

“你好，见到你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

“你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

“你不回修理厂上班吗？”

“已经没有位子了。”

“你很能干，可以在别的地方找个工作。”

“不行，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就没办法工作。”

“你得了什么病？”

“害怕。”

他当时的确是这么说的：害怕。在科尔德农斯，有一天夜里他在放哨，他想起了很小很小的时候，他父亲跟他玩的一个游戏：他父亲用一支笔在左手的五个手指上画上眼睛和嘴，然后他动着这些手指，让这些手指相互交谈，就好像它们是五个小人一样。那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他想起这件事，不禁热泪盈眶。但在那天晚上，在他执勤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父亲的手进入到了他的手上，他觉得自己的每个手指都变成了小人，很小很小，但都很完整，这些小人在笑，在唱歌。他害怕起来，他用手疯狂地拍打岗亭，拍得手都出血了，但他依然觉得那些手指还在唱歌，欢笑，一刻也不停。后来他值完班，去睡觉时才感觉好一些。休息了一下，第二天早上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他心里还是很恐惧，担心手的病会复发。实际上他的病还是复发了，越来越频繁，他的手指在白天也会唱起歌，笑起来。后来军队的人觉得他疯了，就把他送到了医生那里。

“现在我是好了，”他说，“但还有可能复发。”

“告诉我怎么可以帮你。”

他想了一下，就好像真的在考虑一些可能，最后他低声说：

“没人能帮我。”

我马上明白：安东尼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我已经完全从他的脑中被清理出去了。那次见面之后，我每个星期天都习惯性地去他的窗下叫他。我们在院子里散步，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直到他说他累了，我们就各自回家。有时候梅丽娜也下楼，化着浓妆，我和安东尼奥还有他母亲会一起走一圈。有时候艾达也下来，我们会走得远一些，但通常都是我们三个在说话，安东尼奥默不作声，后来这就成了一个习惯。我还和安东尼奥一起去参加了尼科拉·斯坎诺的葬礼，尼科拉是那个在我们城区卖菜的小贩，恩佐的父亲，他得了肺炎，忽然就死了，恩佐请假回来的时候，尼科拉已经死了。我和安东尼奥还一起去安慰帕斯卡莱、卡门还有他们的母亲朱塞平娜，因为我们得知了帕斯卡莱的父亲，就是杀死堂·阿奇勒的那个木匠，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了监狱里面。当我们得知卡罗·莱丝塔——那个卖肥皂和日用品的商人在他的地下室里被人打死了，我们也是在一起的。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整个城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这些闲话有的是事实，有的是残酷的想象，有人说他被打死了还不够，他们还把一个刀片插进了他的鼻子里。有人说这是一个流窜到这里的罪犯干的，那个犯人抢了那天的营业款，杀了人。但后来帕斯卡莱跟我们说，他听说了另一个版本，他觉得可能性更高：卡罗欠索拉拉的钱，因为他好赌，他借了索拉拉母亲的高利贷去还赌债。

“然后呢？”艾达问，她对于男朋友的大胆推论总是有些怀疑。

“他不想给放高利贷的还钱，就被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