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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帮工性格直率，就像他的名字亚普。大大的双手，方方的脸庞，短短的金发，鹰钩鼻，有一颗门牙断了，很是健壮。我总觉得他很老了——我和亨克五岁的时候他就来为父亲干活了，一九六六年秋天，他肯定有三十岁左右了。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算是老了，要是在现在，还算年轻。

亨克和丽特做了那件事（我在门外观看）。六个多月了，亨克一直不让我进他的卧室。我不讨父亲的喜爱（尤其是现在，我成了落单的一个，而且不久就要去阿姆斯特丹学习“高深的词语”）。母亲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我们之间还未结成同盟，她总是避开我的目光）。八月份，天气依旧温暖，金黄色的阳光普照大地，是穿短裤的天气，而我的半个身子都是凉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就像一头牛、一只羊、耙子或鸡舍一样，亚普总在那里，他已经成为农场的一部分，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总会喊，“嗨，孩子们。”除了滑冰，我们撞见他的时候总是在一起，或许因为我们是农场主的儿子，也或许是因为他不是真的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他总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很少到房子里来，他在帮工住的小屋里喝咖啡吃饭，来的时候他就单身一人，到后来一直如此。起初，亲戚们有时会来看看他，后来也不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新房间的地上。因为那动作不停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迟迟无法入睡，于是便想起了父亲与帮工间之前的那件事。那时，我才意识到亨克当时并不在场，只有父亲、农场帮工和我。躺在窗下，那黑洞洞的锁眼依旧在我眼皮底下晃动，我终于明白了农场帮工为什么总是朝我看：站在父亲身后的就我一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亚普的那间小屋，他一直住在那里。我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到那里去的理由，只是觉得我必须去。一个不是周末的傍晚，我去了。

他打开前门。“嗨，赫尔默！”他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每天都会光顾似的。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上面的几颗纽扣没有扣，露出黝黑的胳膊。父亲通知他已足足四个月了。他一眼就认出是我，我也一点都不感惊讶。我很高兴，亨克绝不会来敲他的门。他穿过小小的门厅来到小小的起居室，我关上前门，起居室的一扇窗户敞开着，是用一根长木板条撑开的，厅中间的茶几上有一堆书，烟灰缸上的一支手工卷烟还在冒烟，边上是一个几乎空的烟袋，我看到上面写着凡·尼尔(1)，是烈度中等的卷烟，烟袋边是一包马斯科特卷烟纸，一台大收音机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指了指椅子，我坐下来，擦擦前额。

“天热，”他说。

“是的，”我答。

在那个夏日的夜晚，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骑车过去了。

“要不要喝一杯？”

“当然。”

“来瓶啤酒？我要来瓶啤酒。”

“可以。”

他站起身，从厨房的一个橱柜里拿来了两瓶啤酒，递了一瓶到我手里，然后又坐了下来。他没有冰箱，但啤酒比我想象的冰多了。他把一只胳膊放在扶手上，双腿夹着那瓶啤酒。几个星期没碰粪肥、油腻的牛皮、柴油和泥土之后，这个农场帮工身上还是很干净的。手工卷制的烟继续在燃烧。

“你在哪里游泳？”他问。

“厄伊特丹附近，”我说。

“我在风暴天堂游泳。”

“风暴天堂？”

“就在堤坝往马尔肯方向去的入口处。”

“哦，是那里。”我呷了一口啤酒，又擦了擦前额。之前他并没有教我游泳，我盯着那堆书，假装在看书脊上的书名，心里却想着，游泳一事，他会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