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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尔诺·科佩有没有动身去丹麦？”我问。

“还没有，他一月份走。”她带着向往的神情朝四周张望。“维姆很希望我们的地盘能再大一点儿，不是大很多，只要稍微大一点儿就好了。十来头奶牛，几公顷土地。”

“那样的话，你们也应该到丹麦去。”

“我的上帝，那可不行。你能想象维姆哪一天会离开家乡吗？”

“不能，”我说。“那样的事情，我还真是想象不出来。”几十年来，维姆一直住在我家的隔壁，可我几乎不认识他。

就在我们快要拐弯开上通往东南比姆斯特尔的路之前，阿达要求我放慢车速，她希望看一看乌尼康(13)这个地方，一饱眼福。“是啊，”说着，她眯缝起眼睛，仔细地观察着经过整修的农庄住宅。“我们开车回了家，可他们必须留下来，从此，丈夫没了，父亲也没了。”

我把车停靠在两条道路的交汇处，下了车。乌尼康对面的农田边，种植了一排防风林，树枝光秃秃、湿漉漉的。我无法望到那排树的尽头，树干在薄雾中一片朦胧。一辆小轿车呼啸着飞驰而过，随即四周又是一片寂静。路的另一边，也有一座农庄，它不及刚才的那一座漂亮；我发现，农庄的一边还站着三匹马儿。

阿达说得不错，比姆斯特尔的确很美，即便在晚秋时节也很美。然而，此时此刻，我心里想的却是丹麦。我知道，丹麦总是雾蒙蒙的。

阿达打开车门，下了车。“你在干什么？”她问道。

“没什么，只是在这里站一会儿，”我回答。

她看着我。“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我说。

“参加完葬礼，感觉总是怪怪的。”

“是啊。”

“尤其是你对死者并不怎么了解。”

“呃——嗯。”

“参加过葬礼之后，会比平常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那个名叫加尔裘的年轻人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之前，我也不知道阿里的家在芬赫伊曾，我不知道他住得这么远。我们对他们又有多少了解？”

“没有多少，”我答道。

“咱们还是回家吧？”

“好吧，回去吧。”我把车开上了中间的那条公路，它通往北荷兰运河(14)。我沿着公路一直走，途经皮尔默伦德(15)、伊尔彭丹(16)和瓦特冈(17)，到达黑特·斯豪文(18)。随后，我们穿过布鲁克镇回到了家。

一进挤奶间，我就听到电话铃在响。我加快脚步穿过炊具室，赶去门厅接电话。听筒里没有声音。“喂，哪位？”我问。电话线的另一端依然是一片静默，在这静默之中，似乎听得到电话那头的人在竭力地屏住呼吸。“请问是哪位？”没人回答，于是我挂了电话。报纸在餐桌上放着，我还没有看过。我无法让自己安静地坐下来。我必须去干点什么。现在，我刚刚参加完葬礼：我比平常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我有一把漂亮而小巧的手锯，这把手锯特别适用于给柳树修剪树梢。已经用了好多年，手锯依然非常锋利，当初买时一定是花了不少钱的。农场的南边和背后都长着柳树，每隔两到三年，我都会给柳树修剪一次树梢。今年，我还没来得及抽出时间去做这件事，今天倒是非常合适的日子，明天很可能也不错，想在一天之内把这件事彻底搞定是不可能的。第一棵柳树修剪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浑身发热，开始修剪第二棵树的时候，我已开始冒汗了。不需要使用梯子，我只要在脚下垫个土豆筐，高度就足够了。接下来应该着手给母牛挤奶了，农场旁边的六棵柳树已经全部处理完毕。我也不清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己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我往驴子的饲料槽里扔了几枝嫩树梢，然后给阿达打了个电话。她已经在那个树木茂盛的河岸边忙碌开了，她希望把那儿打理成瓦特兰地区最美丽的花园。我告诉她，如果需要，她可以过来把锯下来的柳树树梢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