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费正清、费慰梅(第2/6页)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的说来我们的情绪还不错。

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仍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昆明)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在从长沙前往昆明途中,林徽因病倒在湘贵交界的晃县,高烧四十度,两周后勉强退烧——

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到早上十点这辆车终于出发时,已经挤上二十七名旅客。这是个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

1937年12月24日深夜,他们所乘坐的长途汽车在以土匪出没著称的“七十二盘”顶上突然“抛锚”,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之后——

又一次,奇迹般地,我们来到峭壁边上的一片房子,让我们进去过夜……此后,又有关于这些破车,意外的抛锚,臭烘烘的小客栈等等的一个又一个插曲。间或面对壮丽的风景,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和发白的茅草,飘动着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国小城,这些我真想仔细地一桩桩地告诉你,可能的话,还要注上我自己情绪上的特殊反应。

到昆明后,梁、林在晃县邂逅的那批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开始正式在空军服役。其中一位的座机在一次空战中迫降在广西边境——

直到第三天早晨,他才乘一趟慢车回到昆明。在他失踪的两天夜里我们都睡不好觉,但又看到他,只是下巴受了点轻伤,真是喜出望外。了解到这次空战的一手消息和结果,而全城对此都还浑然不知。

这八个孩子士气很高,心地单纯,对我们的国家和这场战争抱着直接和简单的信心,他们的身体都健康得叫人羡慕。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让他们在需要时能够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个个都沉默寡言。

不知怎么,他们都以一种天真的孩子气依恋着我们。我们之间产生了很深的亲情。他们来看我们或给我们写信,好像是他们的家里人。其中很多人去了前线,有的则在昆明保卫着我们的生命。有一位我告诉过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别可爱。最近决定要结婚了。不要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事,他的女朋友会怎样。我们就是无法回答这类问题。

1941年8月,蛰居川西小镇李庄的林徽因眼见大队日机凌空飞过——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