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芭蕉的问题

本杂志的编辑山崎带来木木高太郎的《新泉录》原稿请我看，要我尽量不客气地写下感想。山崎似乎期待我们之间暴发一场激烈的论战，但木木与我的想法之间并没有像已故的甲贺三郎与木木一般悬殊的差异，因此或许成不了论战。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见相左之处，所以在此提出一些我的感想。

直截了当地说，木木认为侦探小说的根本要素，亦即谜团与逻辑的趣味再怎么出色、具独创性，如果作品不具文学性，就没有意义。相对于此，我当然并不排斥文学，但我认为不管具有多么出色的文学性，若是在谜团和逻辑的趣味上不够出类拔萃，那么以侦探小说来看就是无趣的。似乎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同一件事，但要使文学性与侦探趣味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一起，难如登天。因此在现实的创作中，二者的想法便出现了相当大的落差。木木是文学至上主义，而我是侦探小说至上主义，能使二者合为一体当然是理想。然而在现实层面上，这样的理想困难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才会出现问题。

对于木木的看法，尽管我从前就隐隐担忧着它的困难之巨，但我赞同这个理想。我在《侦探小说的斗志》、《侦探小说与科学精神》等随笔文章中也谈论过这一点。我是个不亚于木木的文学爱好者，若当成一个高远的理想，我十分赞成侦探小说文学论；然而在现实层面上，我还是将之区分为一般文学与侦探小说看待。想要接触人生机敏细微之处时，我不会从侦探小说中寻求，而是亲近普通文学。而想在侦探小说中得到的满足，则是一般小说找不到的。我姑且将其命名为谜团与逻辑的趣味。我从侦探小说中寻找的是谜团与逻辑的趣味，而非人生诸相百态。侦探小说中当然也必须有人生，但那是在不妨碍谜团与逻辑趣味的前提下。

能够尽可能融入一般文学的手法最好，但它的极限是“具有文学风味的侦探小说”，想更上一层楼，也就是文学性与侦探趣味并驾齐驱，我认为难如登天。在文学作品的大框架下创作，侦探趣味必将黯然失色，我深爱着侦探小说独特的风格。失去这种特色的寻常文学作品，我不认为还称得上是侦探小说，如此，必将扼杀侦探小说这个类别。如果有作品既具备侦探小说的元素，其思想又不逊色于一般文学，那么这部作品便是实现了最为遥不可及的理想。但以我目前的想象力，实在无法在脑中构思出那样的作品，这是至难中的至难之事。

木木说不该先思考诡计，而该先塑造操纵诡计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如果他是指重视动机的必然性，我丝毫没有异议，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如果照字面意思将诡计视为次要，只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并追究它的必然性，这样的作品人物自然不会任凭作者摆布，那么这里面真的会诞生出侦探小说式的诡计吗？我很怀疑。我认为如此架构一部作品，作中不会出现诡计，反倒有可能出现更不同的东西、或是以侦探小说来说不及格的诡计。如果以人性为优先，理所当然便衍生出这样的结果。从这个思路中诞生的作品，如果作者彻底对文学忠诚，那么最多会是带着几许侦探风味的一般文学。如果将《卡拉马佐夫兄弟》当成侦探小说加以评价，水平算不上高，侦探小说根本的趣味并没有彻底表现出来。

就现实面来看，国内外的作家在创作正统侦探小说时，并不是先创造人物，再根据人物个性形成符合其身份思维的诡计。而是先钻研诡计，再安排适合诡计的（尽可能具有必然性）的人以及人物关系。这与文学创作的过程相反，却也是侦探小说的宿命。如果无视这个宿命，妄想在文学创作的母胎中孕育侦探作品，那结果一定是南辕北辙，徒留遗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