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缓慢的微笑（第2/3页）

售货员是个爱说话的姑娘，她说：“您这是给孙子买啊？”

我和先生相视一笑，说，“是啊。快过六一了。”

售货员说：“您好福气啊，孙子好多啊。”

我说：“是啊是啊。买少了，分不过来，会打架喽。”

回到家来，我对先生说：“一会儿我在房间里自说自话，你不要大惊小怪。”

我关上房门，对着一个个玩偶录音。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有个致命疏忽，我不知道这几位地震截肢孩童的名字。想打电话去问，一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了，负责联系的同志很可能已经休息了。

于是我决定先录下一般的问候，例如，“北川中学的小朋友，你好！北京欢迎你。祝你六一儿童节开心！”

如果明天我没有时间问孩子们的具体名姓再重新录制，就只有这样播出，我要做好两手准备。

我抱着玩偶不断地录，不断地听。刚开始没经验，话说得太多了，满腔关切还没倾诉完，“滴滴”声就毫不留情地掐断了我的问候语，只有重来。不料下一次矫枉过正，又说得太短了，时间上留有空白，显得热情不够。一番周折之后，时间上大致没毛病了，我又悲哀地发觉自己的声音太老迈了，完全不具备少年们喜爱的欢愉和活泼风格。

我决定改换风格，尽量把发音卡通化，走欢蹦乱跳的青春路线。不多时先生破门而入，惊愕地问：“毕淑敏，你没什么不舒服吧？”

我被吓了一跳，恼火道：“不是跟你打过招呼了吗？听到某种异常动静不要大惊小怪。”

先生说：“可这也太令人惊奇了。我认识你几十年了，从来没听过你用这种语调说过话。”

我不理他，专心干自己的活儿。半夜三更，总算配音这事完工了。

5月28日，我早早赶到了医院，真不错，大家还没来。我还能有一点时间完成计划。我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手上，以防自己一紧张说错了。躲到医院的会议室里，把玩偶从精心买的礼品袋里取出来，再次一一为它们录音。

对着黑白相间的大熊猫玩偶，我说：“×××小朋友！你好！我也是从四川来的，从此咱们是好朋友！六一节快乐！”

“×××”，是这个截肢小朋友的名字。

我觉得呼唤一个人的名字，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那是在执拗地提醒一个存在，强烈地标明一种独立，象征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表达一份热切的期望。即使是对于一个非常幼小的孩子来说，名字也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独属于他的精神意识。在咱们古老的传统里，受了惊的孩子要被父母反复呼唤名字来找回魂灵。

这一刻，我最遗憾自己嘴太笨，不会说四川话。若是小朋友听到乡音，一定备感亲近。

当我走进病房，第一眼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尽管我当过八年军医，是总计有二十年医龄的大夫，尽管我对即将到来的残酷已经做了最大可能的思想准备，尽管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毕淑敏，你不可以哭，为了孩子，你必须保持镇定，安之若素。他们需要从我们成年人身上看到力量，看到希望，所有的惊慌失措都不可饶恕……”可我还是错愕得肝肠寸断！我只有拼命调动起全部的精神，维持最基本的平静。

有一瞬间，我觉得躺在病床上的不是真实的孩子，而是一些白绸折叠起的布娃娃。因为只有在摔碎的布娃娃身上，我们才看到过这样的残缺。

可他们静静地凝视着我们，那轻轻的呼吸证明着生命的顽强存在。

这是被苦难凶残嚼碎的天使，又被仁爱之手拼缀起来的残缺的羽毛。

那黑若点漆的眸子，曾见过最暗无天日的深渊。

那纸般柔弱的身躯，曾背负过天崩地裂的塌陷。

那已永远离去的肢体，曾忍受过锥心刺骨的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