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文学

——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

二十世纪——从2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大致处于爱情饥渴和性爱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HenryMiller、AnaesNin、DorithyParkcr、JohoUpdike、NormanMailer）对爱情是不屑的，他们摒弃了把爱情作为性爱的理想，而产生了一种硬汉式的低调的文学风格。这类作品也对西方社会的爱情观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能不看到它与每一种思潮，每一种艺术形式一样是着重自我发现，逆反传统和逆反社会的。他们的思想基础与弗洛伊德（Freud）的学说的诞生也是有所关联的。

Freud诞生在十九世纪这个伟大的科学革命时代，在他之前有两个伟人的出现——Darwin和Fecher，后者第一个提出人类心理可以用科学去研究，而前者，则几乎给人类带来了一次科学的“文艺复兴”。十九世纪的一连串科学发现，包括细菌学和遗传学，以及物理学的飞跃性发展，使人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巨大突破。因此Freud心理学说的出现是必然和自然的，是有着充足学术准备的。

再发展到二十世纪，在20年代初的欧洲和纽约，文学界、艺术界没有不把“Complex”以及“Consciousness”或者“CollectiveUnconscious”之类的Freud和Jung的词汇挂在口头的。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也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一跃而转为对人本的认识。就是说，假如在此之前的文学中的爱情主要是精神活动，那么HenryMiller之类的作家便抽去了这一层审美价值而使之转化成肉体的生命本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革命和进步。因为在此之前，文学中的爱情似乎是贵族化的，是带有神性的，因而是玄妙的。而这一革命使男女间的关系变得平民化了，不再是验证柏拉图的假说，而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欲念。一切男女间的情和怨，都是出于人的自身繁衍的本能。对本能的强调，压倒了二十世纪前文学作品中对本能的否认。

这期间有例外的作家，D.H.Lawrence。他是把人本探索和爱情理想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没有比他的LadyChatterley'sLover中的性爱过程描写得更细腻、更具体的了。但写“性”并非他的唯一目的。读者能从他的“性”中读到肉体与精神的互动关系，还能读到“性”中的阶级关系，甚至政治关系，“性”使“爱”更丰富，更可信。爱情是平面的，而有了“性”意识的爱情则是立体的。Lawrence的其他作品，如Fox、Rainbow、SonsandLovers……以及许多短篇小说中，虽不像他最后一部作品LadyChatterley'sLover，直接描写性行为，但那些作品都是充满性意识，以性为人物情感的主要潜流的，因而这些作品显得比二十世纪之前的所有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来得有力度、有血气。

前面谈到性爱文学诞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其心理基础。Freud的伟大假说在二十世纪被验证，或推翻或再验证。似乎以科学来证实Freud，或证伪Freud，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大量的受Freud影响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大量的剖析自我、解放欲念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取而代之了爱情在文学中自古至今的主宰地位。应该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是遗弃了爱情的文学，或说被爱情遗弃的文学。爱情只是通俗读物的一个类别：Romance。

根据Freud的假说，Sex代表人的求生本能（LifeInstinct），而Love作为理想——理想则属于Superego（超自我），代表的是DeathIndtinct。这里我可援引一段Freud的原话：“Perhapswehaceadoptedthebelie（theDeathInstinct）becausethereissomecomfortinit”，意即如一切人类的理想，爱情作为理想，是基于牺牲，基于“做烈士”这样一种意识的。所有的主义，所有的信仰，最深层是要求人献身的。而Sex却是对立于这个死亡本能的，因为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自身壮大、增殖。对二十世纪人的爱情理想破灭转向Sex，我的假说是二十世纪存在太多的死亡本能。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和广岛、长崎的实际使用，如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精神战争，满足了人的死亡本能；人不再需要爱情（尤其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少年维特式的）这种理想来满足自己的死亡本能。二十世纪，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已经失衡。包括音乐、绘画中的毁坏性力量给予人的死亡本能以足够的释放，人转向Sex——求生本能，来回避Superego对人的牺牲的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