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献一枚花环

——忆梅新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我应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邀请，到吉隆坡担任“花踪文学奖”的评审。飞机上坐了十多个小时，又在台北机场转机，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个行程已二十四五个小时之久。然后便直接进入决审会场：评说、投票、争论、表决。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点，满头仍轰鸣着飞机的嗡嗡声，昼与夜在我主观感觉中，是翻了好几个筋斗的。总算坐在了饭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时以来第一顿真正的晚餐。喝了几口透心芳香的鲜椰子汁，始终悬在空中的饥饿感和倦意才开始在我身心着陆。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报》的主编箫依剑，还是紧紧地上着发条，周到细微地照应着每一个人。这时，邻座的张错忽然提到梅新。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进了医院，我一直做着到了台北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张错却告诉我：“梅新已过世了。”我盯了他半晌，他只得把这消息又说了一遍。这一遍是添了确切时间、地点的。

我念叨着“怎么可能”之类的话，心里却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样生命力饱满的人，会在某一天仓促长辞。八月份，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匆匆走的。这样的生命如灯炬，要么就通明的亮，要么就彻底熄去。

我就那么坐在餐桌边，偶尔以筷子送一两口食物到嘴里，却嚼不出荤素。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书信结识的。那时我发表了《栗色头发》、《我不是精灵》等短篇小说，他总是每每来信鼓励，虽是短语三五行，热情与真诚却饱含其中。那是我刚到美国最艰难的子，每天上学、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扑面的飞雪里横跨十个街口，从打工的餐馆奔到学校，时而感觉做烈士的豪壮。而烈士都是有虔诚信仰的，我却正处于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时期：婚姻的、爱情的，一切。无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只有纯粹的孤苦。每回只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时，心里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凉。梅新先生每回都亲笔写信给我，通知我哪篇小说被采用。他的语言是诗人式的，有股很大的欢乐在里面。他对我作品的赞扬，也是毫无保留的。

在一九九〇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我的室友被电话铃惊醒，说有台湾长途来，找我的。我已在电脑前写英文作业，膝上盖着毛毯。我将电话凑近耳朵，迟疑地“哈喽”一声。里面是个陌生嗓音，却是不陌生的江浙言语。说了几句话，他才介绍自己道：“我是《中央日报》的梅新！”我急忙“哦、哦”地应答。梅新先生口气殷切亦急切，说：“我们设立了一项文学奖，你来参加好不好？我觉得你很有希望！……”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对此一番热情昂扬的激励，我是唯恐辜负的。那个时期，我自视为一名失败者，于婚姻、于写作、于恋爱，都是最不得要领的时候。人在这样的时期，是把自己很看低的。我于是觉得，文学奖是距我遥远的东西。梅新先生在电话中又高一个调门，对我说：“这个奖你一定要争取，啊？”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梅新先生那么猛力一推，我或许不会就此振奋。

从一九九一年的暑假开始，我每天写作五六个小时。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个人的神志和思维都是极度涣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难将自己强按到写字台上。当时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时有喝了啤酒大声笑闹的学生们从我窗下走过。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彻底、很绝对的夏天，连乞丐也有份的。而我还照常打工、写作。每天写到夜里一点，浓咖啡似乎正在劲头上，但我又必须搁笔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时间，我似乎每星期写出一个短篇小说，直到写出《少女小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