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将新火试新茶

到了美国的第五年才认真想到要过一回春节。那四年的春节总被忙碌或无心境省略了。只知道唐人街菜蔬店早早关门的这天是除夕，整天的打烊，当然就是年初一了，没有穿新衣、新鞋的大群孩子把炒花生和炒米糖之类拿到街上来吃；没有头插红绒花的少女；没有绢绸或纸扎的灯笼；也没有往女孩子身上扔炮仗的男孩子。节日就是某些中国人开的银行赠送的日历上的红字码，提醒你这个漂洋过海带到这里的古老新岁。你得特别留心，不然很轻易就错过了它。

我从来没了解过那些关着门的菜蔬店里面是怎样过年的。错过了四个春节，似乎情感与思念渐变得强壮亦或麻木了。有时会打个电话向父母拜年，却意识到一洋之隔错过的更多，那边已是年初二，或初三了。我也对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热情不高，但那些节日似乎太主流，因此太有淹没性，不容分说就把我纳入其中了。

这里大部分中国孩子对圣诞节的期盼远远胜过春节。那样的热切期盼使他们在感恩节之后立刻就进入了圣诞，而春节就成了他们节日情绪的收尾，有一点烟消云散的惆怅。他们意识到长辈们那与生俱来的勤劳在这个节日中苏醒，它启开的是望而生畏的三百六十个艰辛日子。偶尔也有孩子们披挂起来耍龙舞狮，锣鼓七七八八，龙和狮都显得有几分羞怯和扭捏。

我的朋友们问我：“春节你打算怎样过？”我回答：“没有打算。”我倒没有多去想：节日还需要个“打算”才能过？他们都打算去中国驻芝加哥的领事馆举办的除夕联欢晚会，有晚宴和歌舞表演，还有画展和抽奖。十五块一张门票能帮你打算出这么多节目，我可不能再错过它。

十多天前，我买了两张票，邀请我的房东太太依琳一同去参加这个联欢会。依琳六十多岁，是个不断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美德和优点的美国人。她常叫我替她多找些中国房客来，她说：“你们从来不拖欠房租，也不会把Party开到早上三点。”依琳远比我兴奋，这是她第一次过中国人的节日。她洗了头发，盘个溜圆的髻在头顶，这发式让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叫她“甜圈饼奶奶”。

雪不大，并带着喜意，落在高速公路成千上万疾驰的车上。我忽然感到了一点童年过年时的感觉，那种盼望年夜饭的感觉，那种手掌摸在崭新的衣服上凉丝丝的感觉。依琳倒是穿了新衣，一条暗红印花长裙，她告诉我那是圣诞节从女儿那里得到的礼物。我的情绪渐渐赶上了她的，一遇堵车我就问她：“我们不会迟到吧？”

到了门口依琳拽住我，说：“怎么没有对联？”我说大概要到新年的早上才会有对联贴出来。

其实春联在这里也是被省略的东西之一。这儿的中国人家门户上极少有贴对联的。唐人街的后代们对中国文字和语言也都缺乏热切感，往往会说几句而不会读写。春节在这里，成了个没有语言的节日。再没有那种图景：某人停在某个门前，为一副春联的新颖别致摇头晃脑地感动一番。不时在门上看见的，还是圣诞节剩下的松枝饰环，都枯了，却还占据着春联的地盘。这让我想到一些消失了文字的古老游牧民族，他们靠一系列节日中围篝火而坐的老人们把自己民族上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吟唱给下一代。那些没了牙的嘴咬着快要磨损的歌词，把他们曾有的疆土、河流交待给后生们。后生们不明不白地承接过来，传送下去，不是通过越来越浑沌不清的歌词，而是通过那节日气氛的濡染。把自己想成一个漂流而来的古老游牧民族，倒挺浪漫。这古老民族是靠气味、饭食、一切直观感觉而单单不靠文字使自己的文化传宗接代。

热烘烘的人语在楼梯上，孩子们尖声喊着英语在人们腿缝里乱窜，像深水层的鱼。不少女士穿着貂皮大衣，使她们需要大一些的活动半径。厅却很小，人们只能毛贴毛地站着寒暄，可惜了那些个款式和成色。依琳对那么多貂皮大衣惊讶不已，问我是不是中国人过春节规定要穿貂皮大衣？我说不是。她仍是不解，说：“我从来没见中国人在大街上穿貂皮大衣！”我说那是因为在街上没有人和她们结伴穿，穿会孤立；而在这儿，不穿大概会感到孤立。她说：“可我印象里，中国人总是喜欢最便宜的东西，比如‘九角九’商店，我看到最多的就是中国人。”我说我们中国人买九角九半打的袜子与买九千九的貂皮大衣是毫不矛盾的呀，我们的节俭是为了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