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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整个真相。但我们又确实知道,即使没有相互串通,我们谁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二人所了解的一切;我们只让外界知道一些事实。我们二人从来没有商量她的状况。我们只谈论明天该做的事情,谈论日常生活琐事,谈论家里需要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她有什么不适,只是父亲在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些医生,他们什么也不懂,一点不懂。”在她去世后,我们也不谈论。从母亲去世那天起到父亲去世,二十年间,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起过她。只字未提。仿佛她从来没有生活过,仿佛她的人生只是经审查从苏联百科全书里撕去的一页。或者,我仿佛雅典娜,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降生;我是某种倒生的耶稣,从一个童贞男子看不见的精神中托生出来。每天早晨,天将破晓之时,院里石榴树枝头的鸟儿把我唤醒,她用贝多芬《致爱丽丝》的最初五个音符来迎接白日的到来:“啼—嗒—嘀—嗒—嘀!”接着,更为激动:“啼—嗒—嘀—嗒—嘀!”躺在毯子下面的我,深情地将其完成:“嗒—嘀—嗒—嗒!”我在心中,把鸟儿叫作爱丽丝。

我那时为父亲难受。仿佛他是倒下去的受难者,本身没有过错,却遭受某种旷日持久的伤害,好像我妈妈在故意虐待他。他非常劳累,伤心,即使他像平时一样总是在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他一向憎恨沉默,并为出现的任何沉默谴责自己。他那双眼睛,像母亲的眼睛,下面有半月形的黑晕。

有时,他白天得在上班时离开,带她去做检查。那几个月他们什么都检查过:她的心脏、肺部和脑电波,消化、激素、神经、妇科病和循环系统。没有效果。他不吝花钱,请过各种各样的大夫,带她去看私人医生;他甚至不得不从父母那里借些钱,尽管他憎恨借债,讨厌他母亲施罗密特奶奶的方式——喜欢“插手”,为他修理婚姻生活。

我爸爸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厨房,整理已经洗好的衣服,榨水果汁,给我和妈妈端来温果汁,想让我们强健起来。上班前,他也设法草草回复编辑和学者们的来信,接着,他冲向公共汽车站,破损不堪的箱子里装着好几个叠好的购物袋,准时到塔拉桑塔楼上班,在“独立战争”期间,坐落于守望山上的大学被与城市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就搬到了塔拉桑塔。

他五点钟会回到家里,路上已经在肉铺、电器商店或药店逗留,径直进门看看妈妈是否感觉好些,希望他不在家时她会睡上一会儿。他会用小勺喂她吃下一点土豆泥或米粥,我和爸爸不管怎么样都会熬粥了。接着,他把门反锁上,帮她换衣服,尽量和她说话。他甚至可以试着说说从报纸上看到或从图书馆里听来的笑话,逗她开心。天黑之前,他会急急忙忙再次出门去商店,挑选各种东西,马不停蹄,仔细阅读一些新药的说明书,甚至顾不上坐一会儿,试图吸引妈妈聊聊未来巴尔干的局势。

接着,他会来到我的房间,帮我换床单,或在我的衣柜里放上樟脑球,因为快过冬了,与此同时低声哼唱一些令人多愁善感的情歌,遗憾的是跑调了,要么就是试图把我拉进关于巴尔干未来的争论。

天擦黑之际,莉兰卡——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母亲最好的朋友会来看望我们,莉兰卡阿姨也是罗夫诺小镇人,和妈妈是塔勒布特的同班同学,撰写过两部儿童心理学著作。

莉莉亚阿姨带来一些水果和李子蛋糕。父亲端上茶和饼干,还有她的李子蛋糕,而我则把水果洗干净,连同小碟和刀子一同端上来,而后我们让她俩单独谈话。莉莉亚阿姨和我妈妈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眼睛红红的,而我妈妈却像平时一样冷静安详。爸爸克制住了对这个女人的极端厌恶之情,礼貌地邀请她共进晚餐。干吗不给我们机会宠宠你呢?范妮娅也会高兴的。但是她总是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仿佛是在让她参加某种不体面的行动。她不想妨碍我们,但愿此事不要发生,然而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她到家里来,很快他们就会为她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