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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居住区、购买并耕耘处女地、铺设道路，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尤其使父亲沉醉，然而母亲对此却置若罔闻。她通常扫了一眼报纸的标题就把它搁置一边。她把政治视为灾难，聊天与闲谈使她感到无聊。当我们有客人时，或者当我们出去探望塔拉皮尤特的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或者是扎黑夫妇、阿布拉姆斯基夫妇、鲁德尼基夫妇、阿格农先生、汉纳尼夫妇，或者是汉娜和哈伊姆·托伦时，我母亲很少插话。然而，有时只是因为她在场，男人们才竭尽全力不住地说啊说，而她只是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脸上挂着微笑，仿佛试图从争论中破解，为何扎黑先生会坚持那种特殊的见解，汉纳尼先生却意见相左，要是他们突然互换立场，争论是不是会截然不同，每个人都会为对方的观点辩护，而反击先前所持有的见解吗？

母亲对服装、物品、发式和家具感兴趣，是把它们当成窥孔，借此能够窥见人们的内心世界。不管我们何时到别人家里，或甚至是在等候室，我妈妈都会笔直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双手交叠在胸前，像寄宿学校里的模范学生等候年轻的女士，她一丝不苟不慌不忙地凝视窗帘、沙发套、墙上画像、书籍、瓷器、架子上陈列的物品，像个侦探在搜集尽量多的详情，其中一些终究可能会结合起来成为一条线索。

他人的秘密令她着迷，但不是谈论闲言碎语的层面——谁喜欢谁，谁和谁约会去了，谁买了什么——而是像某人正在研究马赛克上石子的分布，或者是大拼图玩具上的每一块组成部分。她聚精会神倾听谈话，嘴边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她仔仔细细观察每一个说话人，观看他们的嘴唇，脸上的皱纹，双手在做些什么，孩子在说些什么，试图在隐藏什么，目光指向哪里，姿势的变化，双脚是局促不安，还是规规矩矩地放在鞋里。她很少参与谈话，但一旦走出沉默，说上一两句话，谈话一般难以再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

也许在那年月，分配给女人的角色就是在谈话中做听众。要是女人突然开口说上一两句话，就会引起某些震惊。

我妈妈时不时教些家教课。偶尔，她去做讲座或者去参加文学读书会。然而，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她不是坐在那里，而是拼命劳作。她默默地干活，效率很高。我从来没有听到她在做家务时小声歌唱或是喃喃自语。她做饭，烘烤，洗衣，买东西，熨衣服，做清洁整理，清洗盘碗，切菜，揉面团。但是当家里一尘不染，清洗的活计已经完成，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后，我妈妈便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读起书来。她的身体无拘无束，呼吸缓慢轻柔，坐在沙发上读书。她把一双赤脚蜷在腿下，读书。她朝搁在腿上的书微微欠身，读书。她躬起后背，脖子前倾，双肩低垂，整个身体的形状像个月牙，读书。脸半埋在乌黑的秀发下，欠身朝着书页，读书。

她每天晚上读书，我在院子里玩耍，我父亲坐在书桌旁边把他的研究写在小卡片上。她在碗筷收拾停当后也读书，在我和父亲坐在他的书桌旁边，我歪着头，轻轻靠着他的肩膀，整理邮票，按照目录一一检查，将其贴在集邮册里时，她在读书；我睡觉后父亲回去整理他的小卡片，她在读书；百叶窗已经关闭，沙发已经放下，露出藏在它身下的双人床，她在读书；甚至当屋顶的电灯熄灭，父亲摘下眼镜、背朝着她进入相信一切将会好起来的善意之人的梦乡，她继续读书。她不住地读啊读，她忍受着失眠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失眠越来越严重，直至她人生的最后阶段，不同的医生都给她开大剂量的药片、各种安眠药水，推荐她到萨法德的一家家庭旅馆或者是阿扎的健康基金疗养院真正休息两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