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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施克叔叔坐在那里抽烟。他的一条眉毛，左边那条，总是上挑，好像在表达一丝疑惑：真是这样吗？是不是有些过分？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使他看上去像街上的野孩子。妈妈几乎一言不发。玛拉阿姨是个金发女郎，她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时而优雅地垂落到肩膀，时而像花冠一样盘在头顶。她给我父母泡茶，并端来一些苹果蛋糕。削苹果时，她能让果皮成螺旋状环绕果身，像根电话软线。斯塔施克和玛拉一度梦想当农民。他们在一个基布兹里住了两三年，接着又在另一个合作农场住了两年，直至证明玛拉阿姨对多数野生植物过敏，而斯塔施克叔叔对阳光过敏（或者，如他所说，太阳本身对他过敏）。因此现在斯塔施克在邮政总局当职员，而玛拉阿姨在周日、周二和周四给一个著名的牙医当助手。当她给我们端来苹果蛋糕时，父亲忍不住用平日调侃的方式赞美她：

“玛拉玛拉爱烘烤/最最香甜的蛋糕，/我一向喜欢/你把香 茶泡。”

妈妈说：

“阿里耶，够了。”

至于我，我只要像个大孩子似的吃完一大块蛋糕，玛拉阿姨就会对我加以特别款待：家制樱桃水。她自制的樱桃水缺乏气泡（显然苏打水敞着盖放的时间太长了），作为弥补，里面放了太多果子露，几乎甜得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我彬彬有礼地把蛋糕吃得精光（味道不赖），吃的时候很小心，没有张嘴，举止得体，用叉子吃，没有用我的脏手抓，已经注意到有沾上污渍、撒下碎屑以及把嘴塞得鼓鼓囊囊等诸多危险，用叉子叉起每块蛋糕，极其小心地穿过空中，好像考虑到敌机可能在我把货物从盘子送到嘴里时前来拦截。我优雅地咀嚼，闭紧嘴巴，慎重地把蛋糕咽进肚中，没舔嘴唇。在这过程中，我赢得了鲁德尼基夫妇羡慕的目光和父母的骄傲，他们紧盯着我的空军制服。最后我也赢得了那承诺过的奖品：家制樱桃水，缺少气泡，却加了太多的果子露。

确实放了太多的果子露，让人的确没法喝。我一口也喝不下去。连抿一口也不行。味道甚至比妈妈的胡椒咖啡还要糟糕。它黏糊糊的，像止咳药水，令人作呕。

我把悲苦之杯放到嘴边，佯装在喝。当玛拉阿姨，还有其他的观众看着我，渴望听我说些什么时，我忙不迭地发誓（用爸爸的话和爸爸的腔调），她的两件作品，苹果蛋糕和果子露饮料，“真是太棒了”。

玛拉阿姨脸上一亮：

“还有呢！多的是！我再给你倒一杯！我弄了一罐呢！”

而我的父母，他们以一种无言的骄傲看着我。在心灵的耳朵里，我能听见他们在喝彩，我自己心灵的腰身，向欣赏我的观众鞠躬。

可接下来怎么办呢？首先要赢得一些时间，我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必须要发表一些言论，一些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能说的东西，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在生活中这样美味的东西需要一点一点地品尝。”

使用“在生活中”这一短语对我特别有帮助：皮提亚注又开始说话了。大自然本身那纯净清晰的声音似乎出自我口。一点一点地品尝生活。缓慢，深思熟虑。

就这样，我设法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句子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他们没留意我还没有喝那“木工胶”。与此同时，他们依然在发呆时，恐惧之杯放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因为生活定要一点一点品尝。

而我呢，则陷入了沉思，双手托腮，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分明代表思想者塑像的一副姿势，他们给我看过收入百科全书中的原作照片。过了一会儿，他们不再关注我，这或是因为当我的灵魂向着更高的层面飘移时，总盯着我看分明不太合适，或是因为又来了一些客人，就难民船、自我克制的政策以及最高行政长官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