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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哪儿了，爷爷？”

“咳，那什么，我旅游去了。”

“可是你说只去两三天。”

“我说了。可说了又怎么样？咳，我和赫尔斯考维茨太太一起去的，我们在那里很开心，没有意识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可是你去了哪里？”

“我说过了，我们去散了散心。我们找到了一家很棒的家庭旅馆，一家非常文化气的旅馆，像瑞士的家庭旅馆。”

“家庭旅馆？在哪儿？”

“在拉马特甘那边山上。”

“你至少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吧？我们就用不着为你担心了。”

“我们在房间里没找到电话。咳，那什么，那家家庭旅馆有很棒的文化气息！”

“但是你可以用公共电话给我们打吧？我把自己的代币都给 你了。”

“代币，代币，咳，代币是什么玩意？”

“打公用电话的代币。”

“噢，你那些金属代币。在这儿呢，咳，拿去吧，尿床的小家伙，把你的金属代币连同它们中间的窟窿一起拿走，只是要数一数。永远不要不仔细清点就接受别人的东西。”

“可是你干吗不用呢？”

“金属代币？咳，那什么，我不相信金属代币。”

他九十三岁那年，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爷爷认定，和我进行坦诚交谈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我召唤到他的小屋，关上窗子，锁上房门，庄严而正式地坐在他的书桌旁，示意我坐到书桌另一侧，面对着他。他没有叫我“尿床的小家伙”，他双腿交叉，双手托着下颚，沉吟片刻说：

“是我们该说说女人的时候了。”

他立刻又解释说：

“咳。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

（我那时三十六岁，我已经结婚有十五年之久，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爷爷叹了口气，手捂嘴轻轻咳嗽了一下，正正领带，清了两下嗓子，说：

“咳，那什么，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也就是说，一向。你不会把这理解为有什么不好吧！我说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咳，我只是说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不，不是‘女人’问题！是作为人的 女人。”

他咯咯一笑，又纠正自己：

“咳，在任何方面都让我感兴趣。我一辈子都在观察女人，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咳，不，不，我从来没有像某种流氓那样看女人，不，只是深怀敬意地看着她。边看边学。咳，我以前所学到的，现在也想从你这里学到。所以你会知道。所以你现在，请仔细听我说，是这样的。”

他停下来思索片刻，也许在脑海里编织出一组意象，脸上漾出孩子般的微笑，他这样结束他的教诲：

“可是你知道吗？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咳，”他从椅子上起身，总结说，“我依然在探讨。”

他九十三岁了，他也许会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直至生命终结。我自己也还在探讨这一问题。

亚历山大爷爷的希伯来语别具一格，拒绝接受别人的纠正。他总是坚持管理发师叫水手，管理发店叫船坞。精确地说，这个勇敢的水手每月一次阔步走向本—亚卡尔兄弟的船坞，坐在船长的位置上，提交详尽、严格的下次航海规程和指示。他有时这样告诉我：“咳，你该出去航海了，那将是什么样子！海盗！”他总是把架子一词的复数形式说错，尽管他说单数时非常准确。他从来不叫开罗的希伯来文叫法，而总是叫开罗的俄语叫法；总是用俄语叫我“好孩子”，或者是“你这个笨蛋”；管汉堡包叫干堡包；说“习惯”一词时总用复数；要是问他睡得怎么样，爷爷总是回答“好极了”，因为他并不完全信任希伯来语，会欣欣然用俄语加上“好，很好！”

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次，他向我讲起他的死：“倘若，但愿不要这样，一些年轻的士兵战死在疆场，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咳，那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不是一场悲剧。在我这个年龄上死去……那是场悲剧！像我这样的人，九十五岁，快一百了，多少年总是早晨五点钟起床，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冲冷水澡，做了快一百年，即便在俄国也在早晨冲冷水澡，即便在维尔纳也冲，一百年来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吃夹咸鲱鱼面包片，喝茶，天天早晨天天早晨走出家门，一如既往在大街上溜达半个小时，无论冬夏，清晨漫步，这是为了运动，周而复始循环得这么好！天天在这之后立即回到家里，稍稍读读报纸，与此同时，再喝另一杯茶，咳，总之，就是这样，亲爱的孩子，这是19世纪的习惯，要是他被杀死，但愿不要这样，他尚未来得及拥有各种各样的正常习惯。他什么时候才会拥有呢？但是到我这个年龄，很难停止了，非常非常困难。每天早晨在街上漫步……对我来说是积习了。冲冷水澡……也是习惯。甚至连活着……对我来说也是种习惯，咳，有什么呀，谁可以在过了一百年后突然改变所有这些习惯呢？不再早晨五点钟起床？不再清洗，不再吃夹鲱鱼面包片？不再看报不再漫步不再喝杯热茶？这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