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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德国纳粹执政前的十八个月，我那位犹太复国主义爷爷竟然无可救药地对维尔纳的反犹主义视而不见，甚至申请德国国籍。让我们幸运的是，德国也拒绝接受他。这就是他们，这些满怀热情的亲欧派人士，能讲如此多的欧洲语言，吟诵欧洲诗歌，坚信欧洲道德水准至高无上，欣赏欧洲的芭蕾和歌剧，培育着欧洲传统，梦想着它实现后民族主义后统一，仰慕它的行为举止、衣着和时尚，自犹太启蒙以来无条件无拘无束地热爱了它几十年，尽人之最大努力取悦它，以各种方式为它做出各种贡献，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狂热的取悦打破它的冷漠与敌视，与之交友，使自己得到它的欢心，为它所接受，为它所拥有，为它所爱……

因此在1933年施罗密特和亚历山大·克劳斯纳，那两位已对欧洲失望透顶的恋人，与他们刚刚完成波兰文学和世界文学学士学位的幼子耶胡达·阿里耶兴味索然，几乎是不太情愿地移民到亚洲化的亚洲，移民到爷爷年轻时代写下的感伤诗歌中一直向往的耶路撒冷。

他们从的里雅斯特乘坐“意大利”号轮船去往海法，途中和船长合影，船长的名字写在照片旁边，他叫本尼阿米诺·乌姆伯托·斯坦德勒。千真万确。

在海法港，留下了这样一个家族传说。英国托管时期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官员正等待着他们，往所有乘客身上喷洒消毒水。轮到亚历山大爷爷时，就有了我们的故事。他非常生气，从医生手里抓过喷头把医生喷了个透，好像在说，谁要是在这里胆敢像在大流散中那样对待我们，就这么对付他。两千年了，我们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决不能默默忍受新的流亡，我们的尊严不能遭到践踏——或者是消毒。

他们的长子大卫，那位忠诚而勤恳的亲欧人士留在了维尔纳。在那里，起先，尽管身为犹太人，他还是在大学里得到了教授文学的职位。他无疑一心追寻约瑟夫伯伯那值得称道的生涯，如同我爸爸终生所追寻的那样。在维尔纳，他将会娶一个名叫玛尔卡的年轻姑娘，在那里，1938年，他的儿子丹尼爱拉会出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比我大一岁半的孩子，也未能找到他的一张照片。只有一些明信片和玛尔卡（玛西亚）伯母用波兰语写的几封来信。“1939年2月10日：第一个夜晚，丹努什从晚上九点睡到早上六点。他夜里睡觉没有问题。白天，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胳膊和腿的姿势不变。他有时候会叫……”

小丹尼爱拉·克劳斯纳不会活到三岁。很快他们就会来把他杀死，以使欧洲免遭他的破坏，以便预防希特勒“梦魇般的幻觉：令人憎恶、两腿向外弯曲的犹太杂种引诱成百上千的姑娘……黑头发的犹太青年脸上挂着撒旦似的笑，埋伏在那里，等待没有提防的姑娘，用他的血来玷污她……犹太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国籍……通过使其他民族退化不纯，降低最高人种水平……怀揣毁灭白种人的秘密目的……倘若将五千名犹太人运往瑞典，他们会在极短时间里占据所有的重要位置……毒化所有人种、国际化的犹太人。”注

但是大卫伯伯却想得不一样。他对诸如此类的痛恨观点鄙夷不屑，对庄严的高大教堂拱顶下回荡着的反犹声浪，或残酷危险的新教徒反犹主义，德国种族主义，奥地利的蓄意谋杀，波兰对犹太人的痛恨，立陶宛、匈牙利或法国的残酷，乌克兰、罗马尼亚、俄国和克罗地亚的集体屠杀，比利时、荷兰、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不信任犹太人，一概不予计较。凡此种种，在他看来乃野蛮愚昧时代的朦胧遗风，昨日残余，气数将尽。

作为比较文学教授，欧洲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他未曾意识到，为什么应该离开自己的居住国移居到西亚，一个奇异生疏之地，以便让愚昧的反犹主义和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暴徒心花怒放。因此他坚守岗位，挥动进步、文化、艺术和未开拓领域的精神旗帜，直至纳粹来到维尔纳。热爱文化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于是乎他们就杀害了大卫、玛尔卡和我那昵称为丹努什或丹努什可的丹尼爱拉小堂兄。在日期为1940年12月15日的倒数第二封来信中，丹努什的父母写道：“他最近已经开始走路了……他记忆力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