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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离开浴室时会喃喃自语，不是生气，而是带着某种深深的 悲哀：

“像畜生一样。甚至禽兽不如。”

一扇门，镶着毛玻璃饰有几何形的花朵图案，隔开了奶奶的卧室和爷爷那称作“亚历山大爷爷书房”的小房间。爷爷在这里拥有自己的私人通道，从那里走进花园，走到外面，走进城市，走进自由。

在这间小屋的一个角落，放着从敖德萨运来的沙发，像厚木板那样狭窄坚硬，爷爷夜里就睡在上面。在这张沙发底下，七八双鞋像列队行进的新兵，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清一色的黑，亮闪闪的，就像施罗密特奶奶收集起来的帽子，绿的、棕的、褐紫红的，她把这些帽子视为奖品，放进一个圆帽盒里保存起来，而亚历山大爷爷喜欢掌管整个鞋舰队，他把这些鞋擦得光亮，如同水晶，有的坚硬，底子很厚，有的圆头，有的尖头，有的是粗皮的，有的系着鞋带，有的带着固定夹，有的带扣子。

沙发对面，放着他的小书桌，一向整整齐齐，上面放着墨水池和橄榄木的吸墨台。吸墨台在我眼中总像一辆坦克，或者是笨重的烟囱船（漏斗船），驶向由三个银光闪亮的容器组成的三件套，一个装满回形针，一个装满图钉，第三个则像蝰蛇窝，橡皮筋蜷缩在一起，挤作一团。书桌上有一套长方形的金属文件盘，一个放接收信件，一个放寄出信件，第三个放剪报，还有一个放城市管理部门和银行的文件，再有一个放自由派运动耶路撒冷分部的书信。也有一个橄榄木盒子，里面装满了面值不同的邮票，特快专递、挂号和航空标签分别放在不同的格子里。还有一个格子装信封，另一个装明信片，后面放着的是造型为埃菲尔铁塔的旋转银架，分门别类，装着不同颜色的钢笔和铅笔，包括一支奇妙的有两色头的铅笔，一头红一头蓝。

在爷爷书桌的一角，一摞摞文件旁边总放着一只高高的黑瓶子，里面装着外国酒，旁边有三四只绿高脚杯，样子像水蛇女人。爷爷喜欢美，憎恨一切丑陋的东西。他喜欢偶尔一个人喝上一口樱桃白兰地，振奋他激情澎湃的孤寂心灵。世界不了解他。妻子也不了解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他的心灵总是向往着某种崇高，但是众人共同密谋要砍断他的翅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他的商业伙伴，所有的人都在密谋迫使他一头扎进七七四十九种各式各样的养家糊口、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洽谈生意，以及上千种小负担和义务中。他性情平和，容易上火，也容易平息。无论他何时看见任何责任，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他总是弯腰肩负起来，但之后又会发出叹息，抱怨负担沉重。所有的人，尤其是奶奶，利用他的好脾气，让他负载着扼杀了他诗人火花的一千零一项使命，把他当成供差遣的童仆一样使唤。

当时，亚历山大爷爷做服装行业的商务代表和推销员，是洛德兹亚纺织厂和其他几家德高望重的商号在耶路撒冷的代理。爷爷书房里的墙壁几乎摆满了架子，他把五颜六色的布料样品保存在架子上的小箱子里，有罗纹和华达呢衬衫、裤子、袜子、各种毛巾、餐巾和窗帘。我可以使用这些样品箱，但不能把它们打开，用它们来建造塔楼、堡垒和防护墙。爷爷坐在椅子上，背靠书桌，伸出双腿，他粉红色的脸，通常闪烁着和蔼而满足的光，朝我欣喜地微笑，仿佛在我手下一点点增高的箱子塔很快就要让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和中国的万里长城黯然失色。是亚历山大爷爷给我讲述中国的万里长城，讲金字塔，讲空中花园以及人类精神奇观，比如说帕台农神庙，古罗马圆形剧场，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帝国大厦，克里姆林宫教堂，威尼斯运河，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