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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约瑟夫伯伯对我说:“宝贝儿,我想象得到,在学校他们教你们憎恨可悲又杰出的犹太人,我只希望,他们没教你们每次经过背负着十字架的他时都要吐唾沫。等你长大后,宝贝儿,读读《新约》,不管老师怎么说,你会发现此人乃我们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种行神迹奇事之人,是犹太人的虔诚派教徒,尽管他确实是个梦想家,缺乏任何政治领悟,然而,他在犹太名人圣殿中拥有一席之地,与同样被开除教籍的斯宾诺莎注不相上下。你知道吗,谴责我者乃昨日犹太人,目光狭隘,没用的可怜虫。可你呢,我的宝贝儿,万万不可像他们那样一事无成,一定得读好书,读书,读书,再读书!现在,请你去问问克劳斯纳夫人、亲爱的琪波拉伯母,我的护肤霜、擦脸油在什么地方,请告诉她是旧擦脸油,因为新的连喂狗都不合适。你知道吗,我的宝贝儿,非犹太人语言中所说的‘救世主’和我们所说的弥撒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什么?弥撒亚只是受膏油者,《圣经》中的祭司和国王都是弥撒亚,希伯来语单词‘弥撒亚’完全是个平凡的日常词语,与擦脸油一词密切相关——不像异族人语言,把弥撒亚称为‘救世主’和‘耶稣基督’。可你是不是太小,理解不了这些?若是这样,现在就跑去问你伯母我让你找她要什么。是什么东西?我又不记得了。你记得吗?若是记得,让她仁慈地给我泡杯茶,正如拉夫·胡纳在《巴比伦塔木德》的《逾越节》篇里所写的那样,‘无论主人命你做什么,除非命你出去’,我的版本则是‘除非茶叶’。我当然只是在开玩笑。快去吧,我的宝贝儿,不要再窃取我的时间了,大家都来占用我的时间,没有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是我个人的财富,它就这样消失了。”

到耶路撒冷后,约瑟夫伯伯在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做秘书,1925年希伯来大学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希伯来文学系主任。在这之前他希望并且期待获派执掌犹太历史系,或者至少去主管第二圣殿时期历史的教学,但是“大学里的大人物,从其德意志高处,小瞧我”。在希伯来文学系,用约瑟夫伯伯自己的话说,他感觉到自己像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因为他受到阻碍,不能推动整个欧洲大陆前进,在遭到放逐的小岛上,他肩负着推动某种进步和井然秩序的使命。过了约莫二十年,才设立了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36年到公元70年)历史系的主任一职,约瑟夫伯伯终于前去执掌这一学科,也没有放弃希伯来文学系主任的职位。“吸取异族文化,将其融入吾民族与人类之血肉,”他写道,“这是我平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至死不会放弃。”

他带着拿破仑式的激情,在别处写道:“要是我们民族渴望统治自己的国土,那么我们的子孙需要钢铸铁炼!”他经常指着起居室餐具柜上的两座青铜塑像——盛怒而充满激情的贝多芬和身穿庄严制服、紧闭坚毅双唇的杰伯廷斯基——对客人们说:“个体精神确如民族性格——二者均蓬勃向上,均桀骜不驯,摒除虚幻。”他非常喜欢丘吉尔式的表达方式,像“我们的血肉”,“人类的与民族的”,“理想”,“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用于奋斗”,“我们不让步”,“以弱抗强”,“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后来者”和“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1929年,塔拉皮尤特遭到阿拉伯人袭击,他被迫逃离。他的家,与阿格农家一样,遭到抢劫与焚烧,他的图书室,像阿格农家的图书室一样,遭到严重毁坏。“我们必须对年轻一代进行再教育,”他在《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赋予其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一种坚定不移的反抗精神……我们的多数老师尚未克服大流散时——无论流亡欧洲还是流亡阿拉伯国家时——那种卑躬屈膝的失败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