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第3/8页）

可是一旦获得一些成绩，取得一点进步，阳明决不会忘记夸奖和鼓励的。就在那以后不久，支队在陈庄、三河镇之间打了胜仗以后，政委赶快派记者来写他们。

他们就从那时起结识了劳辛，一个和他们生长环境迥不相同的人物，这个从海外跑回祖国来抗日的华侨青年，留着浪漫主义的长头发，写着充满激情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诗句。

说来也不怕丑，于而龙从不讳言，那时他和芦花是没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间的轨道，甚至常挂在嘴边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晓得他们彼此谁挨着谁。延安那是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了，但实际距离多远并无确切的概念。尽管来不及地像饿汉般吞食着新名词，差点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听懂劳辛那些古怪的外国话，比读天书都困难。什么“普罗意识”、什么“布尔乔亚的情趣”、什么“以狄亚”、什么“生蒂门答”、什么“我的烟斯披里纯来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当熟稔以后，于而龙和芦花——主要是充满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击队长，才悄悄地问他那些洋话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解释sentimental的涵意，诗人费难透了。甭说在四十年代，现在有谁来尝试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谊，心和心在逐渐靠拢，革命是他们牢牢联系的纽带，但激情却是焊接剂。哦，还有，诗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隐讳，而且是并不衰减的对于芦花的真挚情感——那时人们多么坦率和忠诚呀！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时光。所以后来，传说诗人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曾经使他们多么悲痛了一阵啊！

但历史有时会重演的，巧合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要不然也就不能称之为充满戏剧性的世界了。是阳明使他们相交结识；三十多年以后，又是他让于而龙和劳辛重逢叙旧，然而却万万没有想到，是在政委的追悼会上。

“你还是不要去了吧！”谢若萍劝说着她的老伴。

“不，我爬，也要爬去参加追悼会的。”

按说革命队伍里，并不存在那种旧的伦理道德，但于而龙一直把阳明同志，赵亮同志，还有一些老领导，当做是自己的前辈，起心眼里尊敬他们。不顾他老伴的劝阻，到底赶去参加这位“恩师”的追悼会。等他走进灵堂，致悼词的一位负责同志都快要结束他的讲话了。

他只好在肃穆的人群后面垂首站立，那位负责同志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时不时地把讲稿捏在手中停下来不做声，而且是长时间的停顿，大家也都沉静在自己的哀思里。此时，在寂静的灵堂里，听得出欷歔哽咽的声音，出席追悼会的，绝大多数都穿军服，而且有把子岁数的部队首长也不少——他女儿画中的那位老兵也该GO 的，然而遗憾，他在面壁！一般讲，人老了就不大容易激动，但一个个竟至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可见人们对死者怀念是多么深切了。

悼词里提到的死者在南方根据地，在苏浙皖，在苏中苏北，在江淮地区工作战斗的历史。那些听来怪熟悉的机构名称，部队番号，使于而龙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去。尤其一听到抗大分校，立刻想起了芦花，她曾经去学习过，而且还想起来，当她学习结束后，政委仍照顾地把她派回石湖。在离开抗大时，政委把他自己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记得还是根据早年陈望道的译本，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的）郑重地送给芦花：“这是我给你和二龙的一份纪念品！”在抄本扉页上，有他的蝇头小楷，并排写着芦花二龙的名字……于而龙不敢想下去，因为他和芦花的婚姻，曾经有过许多议论，直到今天，还可以说是余波不息。想起最初的政委的第一次支持，那等于是一份结婚证书呵！从此，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银杏树下有了一间新房，是多么不容易冲破那重重思想束缚，盼到了这一天呀！哦！不敢再往下想去，他担心涌塞在胸头的感情，会控制不住从眼眶和喉头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