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十四章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xdx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笑。王脚更来了狗精神,从舞台上捡起一块瓦片,瞄准那盏挂在幕前横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灯,猛地投上去。汽灯应声熄灭,台上台下一团漆黑。——为此王脚被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他依然不服,气汹汹地逢人便说:有本事把老子的xx巴割了去!

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后拥;如今,姑姑偶尔回家,人们冷冷地避着她。我母亲劝道:他姑姑,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呢,还是上头让干的?

什么叫“自己琢磨出来的”?姑姑气愤地说,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天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