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邓小平是企业家（第2/2页）

邓小平时期的“公司集团决策层”是一个“弱势机构”，财务赤字，宏观调控能力羸弱，下属30多个“子公司”产业结构混乱，资源配置不均衡。面对这一极度不利状况，邓小平的办法是充分授权，各自为阵，鼓励试点，由点及面。在他的治理期内，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创新，都是“地方公司”擅自试验的结果。小岗村搞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蛇口搞出了“土地置换、吸引外资”，顺德搞出了“三来一补”，温州搞出了“股份合作制”，天津搞出了“开发区模式”。

此类等等，在当年均为“大逆不道”，邓小平在“董事会”层面上力排众议，宣称“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错了不要紧，重头再来过”，而那些地方性试点一旦获得突破性进展后，他又迅速地将之提升为“全集团战略”。

实际上，邓小平创造了一个权力充分下放的内部创业氛围，通过局部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创新带动全国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迭代。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失控的组织”，创新几乎全数来自基层，因此，是一场由下而上的经济变革。“集团公司”层面唯一坚定的两个原则是：第一，消费品物价不能失控；第二，“董事会”的产生机制不能失控。关于后者，便有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

邓小平时期，先后有四任“总经理”。特别是朱镕基，他在1994年全面主导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从而使得“集团经理层”重新掌握了经济成长的控制权，而这一改变距离邓小平去世已只有3年的时间了。

作为一位“董事长”，邓小平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全面再造了“中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他无疑是称职的和成功的。当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在他的任内全部完成。

1997年的元旦，住在北京三〇一医院的邓小平让人打开电视机，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可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那边，走过来的那个，是谁啊？”他问医生黄琳。黄说：“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黄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刚刚拍摄的，有12集。他什么也没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在他的耳边把台词一一复述。每当电视里有一些颂扬他的话时，黄琳就看到老人的脸上总会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50天后的2月19日，这个93岁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评论中说：“邓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

又过了17年，2014年的今天，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岁的纪念日，中央台正在播出18集纪录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而新任“董事长”所面临的局面已与邓时期有极大的不同，不过，其治理主题似乎并未更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