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的黄昏霍英东和他的时代（第2/4页）

二

霍英东是所有香港商人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内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其得名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因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投入。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顶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了1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印尼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184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六位。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巨商千方百计与北京拉近关系，当年便有不少商人将子弟送到北京少数几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读书，试图以此埋下人脉的伏笔。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便曾将次子黄鸿年送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在1992年组建中策公司，倚靠当年积下的同学人脉，大面积收购国营企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则表现得要含蓄很多。不过，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唯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就是基于这样的形势，邓小平将深圳辟为特区，在华南开设多个开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满怀激情，纷纷跃跃欲试。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美联社的记者观察到，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内地，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回乡。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内地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他在给家乡人的信中写道：“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系怀。故有考虑对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他要求家乡媒体不要对此作任何的宣传。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李氏举动，在当年并非孤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小港商如过江之鲫涌入内地，成为经济复兴中最为耀眼和活跃的一支，其初战之功，不可抹忘。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当时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霍英东看裸画，辨政策风标”的小趣事。霍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指北京新机场落成时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作者为画家袁运生），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