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在眼前

花开在眼前/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

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

一

2008年7月底，章茜给我打电话：“你的《激荡三十年》的电视版权没有卖掉吧？”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手机那端的她大大吁出一口气：“千万留着，我要了！”

章茜是第一财经负责运营的副总，我曾有一段时间受邀担任《中国经营者》的主持人，站在漆黑的摄像机镜头前期期艾艾地讲不全一段话，“金话筒”出身、曾是上海滩最年轻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得者的章同学在她那个憋屈的格子间里，无比细心地教我怎样换气、咬音、对着镜头像看到亲人一样地微笑。

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天，她刚刚接到集团的任务，必须在年底前做出一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系列纪录片，时间只有4个多月，经费预算300万元，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我的那本书，这就好比一个被追命的厨师，先冲进菜市场，霸住一堆海鲜再说。

几天后，七八个人被临时召集起来，坐在南京西路广电大厦的9楼会议室里开筹备会，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参与制作大型纪录片的经验。与我坐在一起的，还有从北京匆匆赶来的前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制片人罗振宇。那时的罗振宇还没有成为今天的“罗胖”，他刚离开央视不久，还像一个江湖汉子一般提着一柄屠龙刀四处寻找成名的猎物。

二

4个编导被分成4个小组，各自分头从我的书里扒拉资料、梳理线索，同时，试着联络需要采访的当事人。紧张工作了一个星期后，大家再次坐到一起，反馈出来的问题把所有人都卡死在那里了：根据我的两厚本《激荡三十年》，编导们罗列出100多个采访对象，可是，这些人要么是政治家，要么是企业家或经济学家，无一不显赫鲜亮，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全部预约、采访——哪怕是完成一半的任务，几乎也没有可能。

连着开了两天的闭门会后，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所有的人都绝望地沉默。

就在这时，罗振宇的大脑袋突然被神明的闪电劈中，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索性一个当事人也不采访，就只访谈周边观察者，譬如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讲得清楚的亲历者，起码超过10个，譬如柳传志，采访过他的资深记者至少两打。在这个原则之下，即便能够访到本人，我们也坚决绕开。

这个想法实在太怪异了，初听好像不可思议，但细细咀嚼，却会发现这真是一个天才的“方法论上的革命”，它把拦在眼前的约访难题都变成了马其诺防线，一旦绕开，豁然一马平川。

“罗振宇方法”拯救了编导组。制片人曾捷当即在北京和上海租下两处简易的摄影棚，密集约访相关讲述者，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居然一举完成所有访谈内容。同时，章茜还请来上海新闻影像馆的张景岳老师助拳，他是全上海最好的“影像大脑”，几乎没有他找不到的历史图像资料。

三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约请步鑫生事件的访谈人。

步鑫生是20世纪80年代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是当时企业大胆改革的典型。《人民日报》自创刊以来，报道量第一的先进人物是雷锋，第二就是步鑫生。可是，到80年代后期，步鑫生领导下的海盐衬衫总厂因扩张过速而发生经营危机，他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步本人出走海盐，不知所踪。

步鑫生现象的最早报道人周荣新是《浙江日报》的老记者，也是我一位相识十多年的师友，我请他到摄影棚讲述往事。那天，周老师坐车来了，在棚内，他告诉我，是步鑫生送他来的，现在步就坐在车里，但他不愿意跟大家见面。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疾病缠身的步鑫生一直隐居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