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唐诺（第4/4页）

一个原住民因不义受苦，这可以只是原住民他们的事；但一个人因不义受苦，这便无可遁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原住民这个抽象概念让我们分别并且分离；但当原住民是一个实体的人时，我们和他们便取得可感的联系了，他们会悲伤的事，我们一样会悲伤，他们失业找不到工作、小孩学费午餐费缴不出来、生病、受伤、房屋被大水冲垮云云，这一样都是我们可经验的也可同情的——同情得有一个可感的共同基础，某个人的处境，是我过去曾经有、现在一样有、或未来也可能会有的类似遭遇，是在如此的共同的基础，我们完成了情感的联系和转移，让他者的处境和感受，成为我自身的处境和感受。

如此把概念还原为实体，把原住民还原为正常人，便是席勒曼象征的积极内涵——当然，扮演这类失落环节的不止他一个，但就纳瓦霍人和美国白人世界的联系，他无疑是巨大且成功的一个，足为典范。

在席勒曼小说中，出来的不是概称的纳瓦霍人，而是乔·利普霍恩，是吉姆·契，是埃玛、梅莉·兰登、拉果等一个个实体的人；我们读书的人也没被正襟危坐地告知诸如“纳瓦霍人的集体处境及其命运”这一类沉重而且带着道德义务的话语，我们看的是乔·利普霍恩的工作和家庭，包括妻子埃玛的病，以及他在白人和纳瓦霍人夹缝中的探案和感受，是吉姆·契年轻生命的抉择，是继续留在故土当警察甚或成为诵歌者，还是申请联邦调查局工作出去重新建构人生，这还严重关系着他的爱情云云——在这里，席勒曼的小说起着“翻译”的功能，他把纳瓦霍人和美国白人社会（甚至包括万里之外的我们）调到同一个接听频道上，最终，纳瓦霍人的共同处境和命运，才真的完整浮现出来，被社会广泛地听到、理解到、感受到，成为我们的共同问题。

我们这里再强调一次，原住民问题有两大面向，一是百分之二人口的特殊问题，它在政治大游戏中可被而且总是被淹没掉；另一是百分之百的社会正义问题，它可以得到社会百分之百（理想中）的支撑，蔚为巨大力量。美国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冷静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尽管黑人的人口比例远比原住民醒目且具备相当程度的力量，但金仍极力安抚黑人的愤怒，积极面向白人世界呼吁，他说黑人民权运动得有白人兄弟同行，因为这绝不单纯只是黑人处境而已，这是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和正义的堂堂皇皇问题。这一场以“我有一个梦”为题的演讲，底下有二十万的游行抗议群众，有黑有白，地点是世界政治焦点的华府，这不再是遥远亚拉巴马某一个黑人妇女坐公共汽车遭不公平对待的私事了。

如果台湾的原住民也有席勒曼这样的挚友，如果有人把台湾原住民的实体处境持续翻译给所有人听，如果哪一天如席勒曼小说本本畅销，说明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去理解并感同身受原住民世界，如果——这一道奉席勒曼之名的“如果”之路，应该是可实践的，如果是这样，它解决的便不只是绝大部分原住民的绝望问题而已，它还会先解救台湾这个社会本身，解救它的冷漠、虚无、自私和自恋，尤其解救它极度的虚荣，让它不再是一个眼睛永远只看美日欧洲第一世界，却永远不屑回头看一眼比自己贫穷、落后、但对自身处境充满启示性第三世界国度的浅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