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苏晋瑜　中华读书报记者（第2/2页）

问：听说您还当过铣工、装配工？从这些复杂的经历到当作家，这个过程是必然还是偶然呢？

答：写作总还要有基础，就是自己以前的基础和阅读。我从小爱阅读，一直在看，不停地体验，等于在不断地认识自己和否定自己。所以写作应该是必然的，非写不可。

问：这么说您写作的过程很顺利？

答：写完《黄泥街》后我并不认为能发表。那时发表作品很不容易。没想到正好碰上改革开放，很顺利地发表了。这就更加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我在创作上一向比较顺利，只要有自发的创作冲动，没有越不过去的障碍。

问：每天都有创作计划吗？

答：大概每天创作七八百字，每天都写，大年三十都写，加起来也不少了。我一直用手写，用电脑眼睛吃不消。

问：可以谈谈您现在的生活状况吗？

答：非常平淡。我的丈夫协助我，他把家里的一切安排得很好。我就只有两件事：写作和锻炼。不写小说我会感到不愉快；写小说非得锻炼。我每天跑步四公里，做三百下俯卧撑。

问：您给我印象非常单纯。是不是生活中也是这样？

答：那是表面的，伪装的。我是很复杂的。我的性格比一般人更特别，里面的矛盾非常尖锐。这种对立面在作品中也有表现，不然怎么写出这么怪的作品？就是运用理性的力量在走钢丝。

问：除了解读大师的作品，您还在读其它书吗？

答：就是读经典文学。只要看见好一点的我就读。比如《大拇指》，我认为是最高水平了，放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最好的。

问：国内的作品读吗？

答：中国的古典名著我也看过，但是觉得压抑，除了《红楼梦》，其它都看着不过瘾。最近我给青年作家薛忆沩写了篇评论，他的作品也是内心世界的表达，写艺术家灵魂的小说，和我是异道同归。我还写过余华，他早期的作品也是写灵魂的故事，是同一类型的。

问：在国外翻译中国作品的数量上讲，您是有较多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的作家。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很多，而国外翻译中国作品很少。您怎么看这种作品互译比例的失衡？

答：总有一个接受作品的过程。一九九五年以前我只在国内出版了两本小小的书，一九九七年以后到现在，出版了二十多种了。国外有幻想文学的传统，日本也是向西方学习，我们国家学习西方文学只是学到皮毛，本质的、核心的东西，理性和幻想的传统还没有学到。这两样是我们中国文学传统中最缺少的。中国人不太习惯那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只习惯触景生情似的感慨。从小我就喜欢看西方的经典文学，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堂吉诃德，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我也觉得自己是那一类的人。受的影响最多的文学就是你的传统；我是在理性和幻想上成长起来的，我又是中国人。有这个优势，西方文学接受我的作品就容易些，翻译的文字也比较早。我自己认为西方文学在走下坡路，走到头了，应该从我们这里重新刷新。

问：能谈谈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吗？

答：我一般没什么计划，都是即兴的。对我有影响的那么多大师，一下子不可能解读完。我也从来没有计划过下一步，都是心血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