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胡辛　作家（第2/3页）

问：（大笑）你把“脏”的力和美发挥到极致了。我记得张爱玲在《谈跳舞》中也有类似的议论，是说印度的一种癫狂的舞吧，说是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她也议论说，地球上最早开始有动物，是在肮脏的泥沼里的。但是，她认为只是貌似龌龊，实则是混沌。混沌是元气旺盛的东西，龌龊却是腐败、死亡，至少是局部死亡。你指的脏，是否也是指混沌呢？

答：是，也不全是。我不愿见人，除了与人打不来交道外，还因为我太珍惜时间，死死抓住生命不放。

问：你说的不全是，是否指元气汤汤的混沌之外，“脏”还有一种古旧、破败、零落、衰亡的“永远不再”之美？

答：像是吧。曾获过芥介奖的日本作家、理论家日野启三读了我的《黄泥街》后，说，美得不得了！把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译家专程到长沙，要看“黄泥街”，意大利、法国的翻译家来长沙，也要看“黄泥街”……

问：恕我打断一下，听说长沙有条热闹非凡的个体书商街就叫黄泥街，你说的，不会是这条街吧？如果是，我可没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答：（笑）不是的。这条街有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屋，但外国朋友都说，美得不得了。都是发自内心的。

问：好，什么时候我一定也要去看看。你刚才谈的可说是你的审美倾向，那末，你的创作的本质追求是什么呢？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是的，认识。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问：那末，你如何看待家庭呢？你对父母兄弟姊妹夫妻母子关系如何看呢？

答：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外婆也一直跟我们家一起过，所以有十口之多。我的父亲邓钧洪，是三十年代党的地下工作者，曾辗转于长沙、桂林和东北，策划了韩梅村起义。解放后任湖南日报社社长，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已接调外交部的通知并作短期疗养，可运动一开始，他立马风风火火赶回原单位大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大右派。母亲李茵，“反右”时也在湖南日报人事科工作，也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家是双右派。当然父母双双被压迫赶到乡下劳改。那时，我才三岁。后来父亲到师范，母亲仍在农场。文革时，我们家自然脱不了下放的命运，一下就是十几年。我的小哥自强不息，一个初中生下放十年回城当搬运工，后来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博导；二姐现在在海南师大工作；弟弟是克拉玛依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在俄罗斯工作。都是在逆境在艰难中过来的。

自小我的父亲最看重的是我。我后来成名了，但我的创作他并不一定理解，然而，他终究是开通的、深刻的，他有人性、有理性。

我的丈夫鲁庸性格好，他现在也不做其它工作，就是支持我写作，我们俩是相依为命。每天清晨我六点就起床外出跑步，归来已是全身汗淋淋，洗头洗澡后，鲁庸已将早餐准备就绪，一般是玉米粥、牛奶、鸡蛋和小包子。九点开始写作，我是用手写的。十一点做室内健美操。午饭是鲁庸做，我爱吃肉，当然也少不得蔬菜。中午一般是读外语。下午休息。三点后不论晴雨，我和鲁庸外出散步。我的住房是我自购的高新技术区的商品房，七十几平米，在湘江西边，是郊区；我们散步就在江边田野走，一直走到有累意才回家。回家后我听美国之音，晚上也听。晚上不工作，因为我眼睛不好，十点就睡觉。儿子鲁兰原已在厦门大学读书，儿子走的是他自己的路，我们从不指望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