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焦虑与勇气（第2/2页）

汉娜在白格朗诵作品的时候显得异乎寻常地专注，“她是个注意力集中的听者，她的笑，她的嗤之以鼻，她的愤怒或者是赞赏的惊呼，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她紧张地跟踪着情节”。汉娜就是在这种身份和角色的代入中开始她虚拟的文字生涯——没有现实生活，那么虚拟的也是好的。

当她终于被判入狱，开始长达几十年的监狱生涯时，汉娜依旧没有放弃身体。白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狱中汉娜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满头白发，满脸深深的皱纹，一副笨重身躯”的老妇人了，她的身上甚至有一种“老年妇女的味道”。这不能责怪汉娜，汉娜曾经近乎绝望地抵抗过，她在监狱里通过白格寄给她的录音磁带逐字逐句地学习德语，她甚至开始给外面的白格写信，先是寥寥几行的问候或者感谢，后来是对一位作者、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本小说人物的评论，她写“院子里的连翘已经开花了”或者“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点”，她评论“施尼茨勒在吠叫，斯蒂芬•茨威格是条死狗”，或者“歌德的诗就像镶嵌在漂亮框架里的一副小画”，然而白格从未给汉娜回过信，除了一直为她朗读，为她不间断地寄朗读的磁带，汉娜在狱中焦急地等待白格的回信，哪怕是片言只句，但是她从来没有收到过。监狱长告诉白格，汉娜在入狱的前十几年“一直注意保持体型……而且她干净得有些过分”，但是“后来，她开始暴饮暴食，很少洗澡。她变得臃肿起来，闻起来有种味道”，在汉娜减刑出狱的前一天，也就是白格决定迎接她重新回归世界的头一天，汉娜死了，她终于放弃了与世界媾和的努力。

汉娜的死亡并非出于对重新投入生活的彻底绝望，事实上，汉娜一直不缺乏这样的“存在的勇气”，她的问题也许在于，她究竟有没有“存在的权利”。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回答上面那个问题了，汉娜选择的不是纳粹，而是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管怎样，汉娜的选择都构成了切实的政治后果，并进而从存在的幽暗领地进入到道德审判的十字架下——“生活政治”就是这样发生了作用。

在小说的最后，汉娜留下一份交给集中营受害者家属的遗产，而且那个当年死里逃生的孩子最终也象征性地接受了这个悔罪的举措：托白格将它转交给“犹太反盲联盟”。汉娜无疑是有罪的，作者从来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同样的，这个事实也丝毫无碍于我们在阅读汉娜时的感动，感动于她对真实自我、真实生活的热切渴盼和勇气。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煽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20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