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与傻子

彼德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父母早年在华北一带传教，他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打小就在幼儿园里学说“‘共匪’来了”。时间一晃过去几十年，“共匪”仍旧没有打过来。于是彼德决定追随穆罕默德的教诲——既然山没有到穆罕默德这边来，那穆罕默德就到山的那边去。

彼德在大陆的时候，专攻中国政治思想史，尤其对明朝这一段感兴趣。第一次见到彼德的时候，他正在牛津中国研究中心每周五例行的Coffee Time（咖啡时间）上大谈方孝孺的“烈士”精神。作为从“山那边”来的人，彼德对我充满了期待，尽管我最近读过的“历史书”是《明朝那些事儿》。

喝完咖啡，他从书架上抽出新鲜出炉的一篇英文论文《1402年篡权时期对烈士的尊崇》给我。当晚，他又追加了一封Email，内附“方孝孺网”上的文章《方孝孺与姚广孝：活得不明白VS活得很明白》。彼德很客气，约好过完新年找时间和我好好聊聊。

圣诞过完，我决定开始“备课”。先从那篇网文读起。《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作者李国文开宗明义，这二人虽然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绝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至于两人的遭遇，地球人都知道：“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

全文不长，却被网络编辑切成了十页，或许是有意，或许是无心，第十页只有一句话：“活着，就是一切。”老实说，这句话看得我面热心跳。根据我不可考的记忆，几年前去世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老先生曾经说过类似的一句话：“活着，就是一种成就！”虽然犬儒和隐忍，投降与妥协，差别从来只在一线之间，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活着，就是一切”与“活着，就是一种成就”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前者很轻易就滑落成为“一切就是为了活着”，而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温和的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通达。

作为红旗下的蛋，我从小只知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没有天理，直到最近才辗转从余英时那里了解到，原来中国历史上对于“三光”还有另外一番解释：范仲淹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贬放三次。第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

胡适谈及方孝孺时曾说：“外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胡适的逻辑不够好，外国人其实说得没有错，一来他们没说中国“没有”殉道的人，二来中国虽有杀身成仁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来只在文字上提倡提倡，更多的人只想安静地生活，或者簇拥在“前后三光”的范仲淹左右与有荣焉。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于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想想影视剧里妻子最常出现的唠叨：不要那么傻，那些事情与你何干？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过咱们的日子？！

二战期间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位走出纳粹集中营的德国神甫忏悔时说：“纳粹追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而，当纳粹的屠刀举向我的时候，没有人替我说话……”对此，早生三百年的洛克有一个说法很精到：“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臭鼬或狐狸伤害自己，却心甘情愿地被狮子吞食，还认为这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