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第4/8页）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我们最初满心欢喜，“四五运动”平反，拨乱反正。

十二

1980年的春天，我像一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中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平反右派”，当时读得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十三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地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唯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地吐，默默地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他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

次日上午，班车到学校接走各县的同学，利川车先到，老李送我上车。车快开了，老李仍默立于窗前，我放好行李又下来与他握手。操场上人已散尽，一天好日，空朗朗地照着我们俩，只是无语，手却攥得像要落水的人。我看见阳光在老李的眼眶中打转，闪烁得让我鼻酸喉哽。喇叭声咽，促我上路，我硬生生地挥别老李，从此踏上一条彼此不知前方和归宿的路……

十四

没有离别，也许就没有老李唯一留下的这几十封信。如果处在今天这个电讯发达的时代，大抵也不会残余下这些文字。假使连文字都消散于岁月的风暴中，有谁又能证明他曾在此浊世小驻。

我们在各自的故乡等待着命运的发落。老李回到了建始三里坝的香树湾，那是一个我至今陌生的所在，他又像一个农民一样为他父兄扛起了锄头。夜里，在昏暗的灯下，他写了给我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